《使日十年》：见证一个国家的暴走

1932年6月6日，清晨的东京湾大雾弥漫，新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一片熙攘的欢迎声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迎接他的未来，或也如这片大雾一般，充满着未知乃至危险。此时，“满洲事变”的风波仍为平息，日本与欧美各国在远东的矛盾已日趋紧张。作为一名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官约瑟夫•格鲁对于日本的态度显得比较中立，如他所言“我非常同情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愿望，但对它为实现这些愿望而采用的非法手段则毫无同情。”而日本报纸也认为新任大使是“志在增进和平的外交家”。

约瑟夫·格鲁

然而，此后十年间，格鲁却成为目睹美日关系逐步恶化乃至兵戎相见的见证人。在目睹的同时，格鲁也通过日记的形势记录下1932至1942年间他对日本的种种观察与见解，整整十年的日记足有13册之多。在剔除个人隐私和军政机密的部分后，格鲁的日记选集《使日十年》（Ten Years in Japan，Google Book链接）于1944年在美出版。当时，太平洋战争仍在继续，日本的败迹已显露无疑。正如本尼迪克特乃是因美国当局要求写就《菊花与刀》一样，格鲁日记的出版也是意在为美国军政当局处理战后局势提供参考。但不同于人类学家高度抽象（乃至略显粗糙）的民族性归纳，格鲁的观察着眼当时日本政治、社会的种种细节，以及每一个打过交道的日本人。

在赴任之初，格鲁就曾告诫自己：不要对日本保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因为这会使他难以与当地人建立互信，也就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资讯。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开放的态度使得很多日本人愿意跟他开诚布公地吐露心声。比如一位日本政界人士就曾对格鲁表示：日本百姓对军人在满洲的冒险，最初也都抱着怀疑态度。后来，直到国联开始谴责日本后，百姓开始在媒体的宣传下团结起来反成了军人的后盾，就像全家站出来为一个受外人欺负的家人作后援那样。现在对日本采取过于激烈的行动，只会加强这种感情，继而使军人继续当权。当然，如何才能让美国国务院明白这种典型的日本式逻辑，成为了约瑟夫•格鲁最为头痛的难题。

在格鲁看来日本在外交上的种种失败，其军部要负主要责任。而自二二六事变后，国会和元老们已经丧失了制约军队的力量，“纵有胆大而孤立无援的自由主义者（如西园寺公望）在那里抨击军部，结果对政府政策往往还是没有任何影响”。然而一旦国际外交上遭遇作者，日本百姓又会倾向将责任归咎于外务省而非军方，于是形成恶性循环，军队的势力愈加膨胀。

有意思的是，在卢沟桥事变前夕，美日关系却出现了一次小小的好转。短短两三个月间，麦克阿瑟将军陪同菲律宾总统访问了东京；而当时的全球名人海轮•凯勒也造访了日本，所到之处引起一阵风潮，甚至连日本首相、外相等一干要人都来捧场。但是，格鲁却很清醒地意识到“这或许是暴风雨前的沉寂”，或者说是这“不过是扩张主义运动中一次周期性的退潮”而已，因为“军部掌权，太牢固了，今后亦将如此”。随后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无疑验证了他敏感的政治嗅觉。

珍珠港时间前夕，约瑟夫·格鲁与即将赴任美国的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

中国战事的扩大意味着美日的正面冲突将逐渐变得不可避免。时至1939年底，格鲁在日记感叹：凡是稍有外交常识的日本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大多想和美国交好。但却无人有能力来贯彻这个常识。如同坐在一艘正撞向冰山的轮船，稍有眼力的船员都看见了冰山，却又都无能为力。

在日本工作多年间，格鲁跟日本军政界不少人物打过交道，其中不少还有了些许交情，如松冈洋右就算是格鲁在日本的私人朋友之一。他喜欢松冈的直率，尽管有时候显得咄咄逼人。至于东乡茂德和重光葵，格鲁的评价则是“尚可理喻”。毕竟虽属于不同国家，他们还都算是同行中人，有着类似的游戏规则。

此外，对于近卫文麿，格鲁似乎有着一丝好感。1941年9月初，格鲁曾有机会和近卫在其私宅共餐，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席间，近卫甚至暗示：他希望通过格鲁本人与罗斯福建立秘密的私人沟通管道。格鲁也认为“除了近卫公爵，就没有任何日本政治家能够与美国达成谅解。”不过，仅仅一个月后，近卫内阁便宣告倒台。宣布辞职后的次日，近卫便写了一份私函给格鲁，其中写道：“我切望，您和贵国政府都不会因为更换内阁，抑或只凭新内阁的表象或一时印象，而过分失望。”而近卫的继任者便是东条英机。

格鲁夫妇

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格鲁开始对美日协商的结局感到失望，他开始觉得日本很有可能会实施“民族切腹”即想全世界宣战。就在日本特混舰队行将抵达夏威夷之时，罗斯福总统于12月6日晚直接向天皇拍发了一封紧急信函。国务院指示格鲁尽快递交天皇。信中，罗斯福放弃了要求日本从中国完全撤兵的要求，仅要求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兵即可。然而，当格鲁将此信递交日本外务省时，山本五十六大将已经下达了“攀登新高峰”的作战命令，珍珠港已是在劫难逃。

1942年12月8日上午7点，当格鲁起床时，他已不再是美国驻日本大使，而成为逗留敌国的外交人员。随即日本警察和外务省官员进驻了大使馆。外务省一位名叫大野的外交官，双手颤抖地捧着通告，向格鲁和全体美国外交官宣布了时任外相东乡的信：“谨通知阁下，自今日起，贵国与日本已进入战争状态。我就此向阁下重表最崇高的敬意。”大野读完无奈地说：“我对这个任务厌恶极了”。

于是乎，美国大使馆以及各领事馆职能就此停止。一切外交人员不得擅自离开使领馆，而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也一律停止。外交人员及其家属将按照国际惯例予以保护并给予生活上的方便。之后的大半年里，格鲁便是被软禁在大使馆内。1942年7月，日美双方通过中立国协商，最终在葡萄亚属东非（即今天莫桑比克首府马托普）交换了双方的外交人员及其家属。

返回美国后，格鲁继续在国务院工作曾出任代理国务卿、副国务卿，由于其对日本的丰富知识而成为美国政府最重要的高参。而他的日记便是作为美国政府重要的决策依据而被整理出版。

战争结束前夕，他曾反对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主张在《波茨坦公告》中明确表面同意日本战后保留天皇制度，以尽早换取其投降。虽然兵戎相见，但格鲁对他在日本结识的朋友并无恶感。返国后，他在哥伦比亚电台曾公开讲道：“我在日本住了十年，交了很多朋友，我钦佩、尊敬、爱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我和他们互相酬酌了十年，他们个人，对我是忠实到底的……”

总而言之，格鲁的《使日十年》是一部非常值得阅读的好书，无论是作为国家政治教材还是一本另类的东洋游记，如他自己在日记中所写的：“这是有趣的十年。使命虽然终于失败，但即便是能够经历这些事件，我现在也不肯放弃这十年的体验”。

《机动警察》：动漫中的政治预言

目前的日本正如同是矛盾间不断地徘徊，迷茫于对未来的选择，也困惑于对自己的文化认同。此时此刻，自己却想起了多年前看的一部动画电影《机动警察 The Movie II》，对照现实情况之微妙，此片所隐含意义显得更为突出和值得探究。

虽是一部动画电影，但《机动警察》却带有着浓厚政治气味。以动画或是漫画为载体对政治进行分析乃至批判在日本并不罕见，所以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分析的角度和空间。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泡沫破灭进入90年代后，类似的作品更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比较著名的有如川口开治的漫画《沉默的舰队》（沈黙の艦隊），书中描写一艘美日两国秘密建造的核潜艇“海蝙蝠”号在试航中发生叛乱，宣布以潜艇为国土成立独立国家“大和”。

美国方面尝试围剿该舰，但均告失败。最后，艇长海江田四郎宣布要求全世界各国废除核武器，并朝联合国所在地纽约前进。这套漫画共有32本，截至于1995年就售出多达700万册。而作者川口开治更是被不少日本右翼分子称为“新时代的三岛由纪夫”。而另一位右翼漫画作家小林善纪也可以与之对应，他作品如《傲慢主义宣言》、《战争论》等等也都被视为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坐标，同时也在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销量可观。

相较于《沉默的舰队》以及小林善纪的作品，押井守的《机动警察 The Movie II》显得比较中立，更注重对于日本现实问题的暴露和反思，而不是着力于意识形态的倡导和宣扬。这部电影中的故事几乎涉及目前日本政治的各个热点问题。影片初时，一支自卫队小队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在东南亚某国执行维和行动。但是在行动过程中遭遇了一支敌意武装部队的袭击。碍于自卫队的所谓“自卫原则”，现场指挥官拓植行人禁止部下向对方开火反击，坚持要等到加拿大的支援部队赶到。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整支自卫队小队几乎遭到了全歼。万般无奈之下，拓植行人最后只得开火，但是其座机还是遭到了被击毁的厄运。

对“自卫原则”的认同是战后日本政治最根本的基础之一。但是对所谓自卫的界定也是最难以确定和掌握的。在《沉默的舰队》中也有着与之类似的桥段，书中描写的是美国舰队怀疑日本海上自卫队暗中策划与援助叛乱的海蝙蝠号，于是对日自卫队发动了攻击。日舰队指挥官随之也陷入了自卫原则的困惑中，只能充满矛盾地命令各舰不得攻击美舰，结果导致重大伤亡。

在上述两部作品中，自卫原则都似乎变成了一种“紧箍咒”般的约束，不合时宜地套在日本人身上，以至于不得不束手待毙。而这也是如今日本要求废除宪法第九条最直接的原因。这种努力的目标不言自明便是让日本成为一个能够名正言顺使用武装力量的国家，所谓正常化国家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此而言的。从电影的角度，如此的一个开头，自然定下了全片灰暗写实的基调。

影片之后的场景突然从一片战场的狼藉中转到了几年后的东京。东京湾的一座大桥由于不明爆炸而被摧毁。随后又接连发生了多起涉及自卫队的突发事件，一系列的混乱把东京的局势搅得一团糟，各方谣言四起。一切的幕后主使很有可能就是几年前在东南亚某国执行维护任务后就一直失踪的拓植行人。最后，政府下令把自卫队调入东京首都圈驻守各个关键部门，负责应付可能发生的恶性事件。

乍听起来，影片中的故事似乎过于天马行空，但如果联系到日本长久以来“下克上”的政变传统，这些似乎也不是那么天马行空，即便是在战后的日本也是如此。1970年11月，作家三岛由纪夫号召自卫队以天皇的名义追随他所发动的“起义”。在失败后，他剖腹自杀。虽然整个事件以闹剧的形式开场与收场，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三岛由纪夫希望以虚幻的所谓“日本精神”来重建战后的日本。但是他或许也明白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日本精神”未必就是一种实体，这种精神可能就是虚构的。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的他的美学观念，哪怕是为虚构之物献身。片中拓植行人策划近乎叛乱的行动，其实际动机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

宫崎骏曾如此评价此片，“这部电影恐怕不仅仅是关于日本自卫队的问题。应该也包括了对东京都的思考以及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此片触及的主题很敏感也很复杂，即日本的军事力量的地位问题、日本自我定位的困惑以及所谓和平的假相。虽然，日本一直在尝试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反对的压力当然是极为巨大的。在片中，自卫队的尴尬很好地反应了这点，一方面努力想成为了一种国际间的军事存在，但另一方面却受到一种心理和舆论上的巨大束缚。

对此，押井守也并不讳言他的创作动机即“有些政治上的看法，我觉得有必要尽快表达出来。”而押井守究竟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深担忧，押井守想展现出战后的日本社会是如何的脆弱与不稳定，任何愚蠢的盲动都会招来灾难性的后果。

一位日本朋友曾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时间或许可以治愈弥补那场战争的创伤和罪过，并使当年的争斗化解，但是我们却已经不是我们自己了，这个国家的精神早就被我们自己毁了。”

曾在野村证券从业多年的米尔顿•埃兹拉蒂十分尖锐地指出：日本在文化上有一种不确定性。这种鲜明的特征主要是源自它对于团体而非个人的强调和必需感到团体中每个成员都应该为一个更大更崇高的目标而努力。对于战后的日本来说，三岛由纪夫所言“日本精神”的丧失，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战后的日本丧失一种能够使全民为之奋斗的目标。其实这种状况对于日本来说并不陌生，在近代的历史上也曾遭遇过。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目标便是赶上西方。这在日俄战争后得到了实现。宏伟的夙愿得到了实现，日本的团体文化也就失去了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代对于日本而言也是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的转折时期既是转向民主主义道路还是转向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关键时刻。那些自封为“爱国者”的下级军官们声称要让日本恢复“一种新的目标感”，他们在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中找到了他们所谓的方向感和目标。

今天的日本在经济上也已经完全赶上乃至超越了西方。同时跟前次一样，日本再次面临寻找新的共同目标的巨大压力。后藤喜一和荒川茂树的对话很大程度上也反应出了当今日本两种思潮的分歧。这两种思潮各自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向。后藤并非没有反省战后发展的自觉，但他却不愿意更多涉及这种动摇现实生活的思考，因为这很有可能会导致对一种全盘的否定。如今日本右翼的民族主义者们反对宪法的一大理由便是宪法是美国人强加给日本的，如今的日本需要一部真正由自己制定的宪法，恐怕这也就是荒川口中所谓“罪恶的和平”。民族主义者们立足于此喊出了“日本的问题，日本自己解决的口号！”

1998年吹捧日本战时总理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大受欢迎。这些都是日本新民族主义崛起的一个例证。对正常国家的追求逐渐成为了日本新的团体目标。在具体方式上，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旧皇国时代的怀念，因为那时的日本在政治上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以至于可以和西方分庭抗礼。其二则是通过文化上的想象来憧憬未来可能的“正常国家状态”，如《沉默的舰队》和《战争论》等等。

英语世界最知名的日本研究者约翰•内森把大江健三郎和石原慎太郎比喻成日本可能迈向的两个方向：“离开一个，偶遇另一个，却让我感到在矛盾的两端来回，而这种矛盾仍将继续困扰着当代的日本生活。”而在押井守的电影里，后藤和荒川则成为了两者的化身。至于拓植行人，本质上他和荒川是站在一起的，只是他更加极端和激进乃至不惜发动武装政变。

对于这个抉择，押井守在片中并没有直接回答。如前文所提到的，押井守保持了一个相当中立的态度。影片中当东京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自卫队进入了都市。在黑沉沉的夜幕中，自卫队的坦克与军车在通往首都圈的高速路上排起了漫长的队列，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东京的大街上机械地行军，直升机频繁地盘旋于城市的上空。至于市民们，或不满、或吃惊、或兴奋、或熟视无睹、或漠不关心。而作为自卫队的士兵们站在东京繁荣的街道，面对灯红酒绿的霓虹，瞅着林立的高大建筑群，他们自己也觉得错站在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的确，对于远离战争的平民乃至军人来说，和平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如同空气一般合理地存在于人们周围以至于让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存在。直到炸弹真的掉下来，人们才往往相信有炸弹。片中一连串大规模的不明袭击事件，几乎把日本推到了战争的边缘。然而攻击的发动者却又似乎是点到为止，并非真正以打击消灭对手为目标。

押井守在这里处理的手法很巧妙，他既没有批评自卫队的介入，也没有否认这种情况的必要性。而是讽刺批判了当局拙劣的处理手法，政治家在和平时期的重要性犹胜战时中的军人，在押井守看来在现今的日本则尽是些软弱无能的政客。基于此，押井守在影片中把自卫队推入了东京这个城市之中，然后试图告诉人们，这就是活生生的军事主义。那么押井守在哪儿呢？他就和那些坦克座舱里的士兵在一起，这部片子中对普通士兵的定位给予了很多思考，但对纳税人则显的关注不足。

巧合的是，电影中的这一片断竟然在2000年9月在现实中得到了重现。2000年9月3日，东京都举行了“东京大拯救2000”救灾演习。虽然是所谓救灾演习，但是在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安排下动员了18,000名警察以及多达7,100名自卫队员。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救灾演习中，陆上自卫队的坦克、装甲车以及武装直升机都统统开进了东京闹市区。这几乎就和押井守电影里的场景一摸一样。

所谓救灾演习似乎更像是一种军事游戏。这次演习也成为了战后日本军事力量最具震撼性的一次展示。有评论家形容：演习中石原慎太郎志得意满的表情几乎和当年三岛由纪夫一摸一样。

当日本新民族主义者们哭着喊着要求国家独立的时候，却往往没有深入考虑过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独立才是真正的独立？”这个问题竹内好曾在他的《国家独立和理想》中有讨论过。竹内好认为核心的问题不是在于形式和表面上的国家独立，而是在于独立的主权是否能被用来实现国家的理想。

在影片接近结尾的时候，荒川告诉后藤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阻止拓植行人的叛乱。因为美国政府已经照会日本方面如果再不能控制事态，驻日美军将进行干预，而第7舰队主力已经起锚驶向东京湾。这无疑反映了一种隐藏于深层的，对美国的不信任以及对自身独立地位的不自信与怀疑。同时这也成为一种推动日本继续追求“独立自主”地位的动力。这些情节和三岛由纪夫的“日本精神”一样，孜孜以求的“独立自主”也是显得如此虚幻。

小森阳一称：日本战后的体制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一个决定何去何从的分水岭。押井守的态度显得比较暧昧和悲观。纵观整部影片，其充满或明或暗的线索与连续不断的暗示，一个个让人思量的谜团。从这个角度而言此片也是押井守风格养成之作，也就是从这里押井守慢慢地养成了一种喜欢讲出人意料般悲剧的习惯。

影片的最后，在幕后主使柘植行人被特车二课逮捕后，有人好奇地问这位主谋：“为什么发动这一连串攻击行动，让全国陷入战争般的混乱，是为了什么目的？那么多人为此而死去，你不觉得你该去自杀吗？”柘植行人面无表情淡淡地说了一句全片最为点题和发人深省的话，“只是为了看到这个城市的未来而已。”

日本右翼教科书：百闻不如一见

这几年，大凡提到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又或是右翼势力忘亡我之心不死，便一定会联想起扶桑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国人批判之声浪可谓风起云涌。可惜，大多数人骂了半天，却还没有亲眼见过。至于这本教科书究竟如何之“反动”，如何之“错误”，更多只是耳闻而已。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今日特寻来该本教科书之网络版，且已翻译为中文以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够掀起新一轮揭批之高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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