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日十年》：见证一个国家的暴走

1932年6月6日，清晨的东京湾大雾弥漫，新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一片熙攘的欢迎声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迎接他的未来，或也如这片大雾一般，充满着未知乃至危险。此时，“满洲事变”的风波仍为平息，日本与欧美各国在远东的矛盾已日趋紧张。作为一名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官约瑟夫•格鲁对于日本的态度显得比较中立，如他所言“我非常同情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愿望，但对它为实现这些愿望而采用的非法手段则毫无同情。”而日本报纸也认为新任大使是“志在增进和平的外交家”。

约瑟夫·格鲁

然而，此后十年间，格鲁却成为目睹美日关系逐步恶化乃至兵戎相见的见证人。在目睹的同时，格鲁也通过日记的形势记录下1932至1942年间他对日本的种种观察与见解，整整十年的日记足有13册之多。在剔除个人隐私和军政机密的部分后，格鲁的日记选集《使日十年》（Ten Years in Japan，Google Book链接）于1944年在美出版。当时，太平洋战争仍在继续，日本的败迹已显露无疑。正如本尼迪克特乃是因美国当局要求写就《菊花与刀》一样，格鲁日记的出版也是意在为美国军政当局处理战后局势提供参考。但不同于人类学家高度抽象（乃至略显粗糙）的民族性归纳，格鲁的观察着眼当时日本政治、社会的种种细节，以及每一个打过交道的日本人。

在赴任之初，格鲁就曾告诫自己：不要对日本保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因为这会使他难以与当地人建立互信，也就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资讯。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开放的态度使得很多日本人愿意跟他开诚布公地吐露心声。比如一位日本政界人士就曾对格鲁表示：日本百姓对军人在满洲的冒险，最初也都抱着怀疑态度。后来，直到国联开始谴责日本后，百姓开始在媒体的宣传下团结起来反成了军人的后盾，就像全家站出来为一个受外人欺负的家人作后援那样。现在对日本采取过于激烈的行动，只会加强这种感情，继而使军人继续当权。当然，如何才能让美国国务院明白这种典型的日本式逻辑，成为了约瑟夫•格鲁最为头痛的难题。

在格鲁看来日本在外交上的种种失败，其军部要负主要责任。而自二二六事变后，国会和元老们已经丧失了制约军队的力量，“纵有胆大而孤立无援的自由主义者（如西园寺公望）在那里抨击军部，结果对政府政策往往还是没有任何影响”。然而一旦国际外交上遭遇作者，日本百姓又会倾向将责任归咎于外务省而非军方，于是形成恶性循环，军队的势力愈加膨胀。

有意思的是，在卢沟桥事变前夕，美日关系却出现了一次小小的好转。短短两三个月间，麦克阿瑟将军陪同菲律宾总统访问了东京；而当时的全球名人海轮•凯勒也造访了日本，所到之处引起一阵风潮，甚至连日本首相、外相等一干要人都来捧场。但是，格鲁却很清醒地意识到“这或许是暴风雨前的沉寂”，或者说是这“不过是扩张主义运动中一次周期性的退潮”而已，因为“军部掌权，太牢固了，今后亦将如此”。随后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无疑验证了他敏感的政治嗅觉。

珍珠港时间前夕，约瑟夫·格鲁与即将赴任美国的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

中国战事的扩大意味着美日的正面冲突将逐渐变得不可避免。时至1939年底，格鲁在日记感叹：凡是稍有外交常识的日本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大多想和美国交好。但却无人有能力来贯彻这个常识。如同坐在一艘正撞向冰山的轮船，稍有眼力的船员都看见了冰山，却又都无能为力。

在日本工作多年间，格鲁跟日本军政界不少人物打过交道，其中不少还有了些许交情，如松冈洋右就算是格鲁在日本的私人朋友之一。他喜欢松冈的直率，尽管有时候显得咄咄逼人。至于东乡茂德和重光葵，格鲁的评价则是“尚可理喻”。毕竟虽属于不同国家，他们还都算是同行中人，有着类似的游戏规则。

此外，对于近卫文麿，格鲁似乎有着一丝好感。1941年9月初，格鲁曾有机会和近卫在其私宅共餐，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席间，近卫甚至暗示：他希望通过格鲁本人与罗斯福建立秘密的私人沟通管道。格鲁也认为“除了近卫公爵，就没有任何日本政治家能够与美国达成谅解。”不过，仅仅一个月后，近卫内阁便宣告倒台。宣布辞职后的次日，近卫便写了一份私函给格鲁，其中写道：“我切望，您和贵国政府都不会因为更换内阁，抑或只凭新内阁的表象或一时印象，而过分失望。”而近卫的继任者便是东条英机。

格鲁夫妇

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格鲁开始对美日协商的结局感到失望，他开始觉得日本很有可能会实施“民族切腹”即想全世界宣战。就在日本特混舰队行将抵达夏威夷之时，罗斯福总统于12月6日晚直接向天皇拍发了一封紧急信函。国务院指示格鲁尽快递交天皇。信中，罗斯福放弃了要求日本从中国完全撤兵的要求，仅要求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兵即可。然而，当格鲁将此信递交日本外务省时，山本五十六大将已经下达了“攀登新高峰”的作战命令，珍珠港已是在劫难逃。

1942年12月8日上午7点，当格鲁起床时，他已不再是美国驻日本大使，而成为逗留敌国的外交人员。随即日本警察和外务省官员进驻了大使馆。外务省一位名叫大野的外交官，双手颤抖地捧着通告，向格鲁和全体美国外交官宣布了时任外相东乡的信：“谨通知阁下，自今日起，贵国与日本已进入战争状态。我就此向阁下重表最崇高的敬意。”大野读完无奈地说：“我对这个任务厌恶极了”。

于是乎，美国大使馆以及各领事馆职能就此停止。一切外交人员不得擅自离开使领馆，而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也一律停止。外交人员及其家属将按照国际惯例予以保护并给予生活上的方便。之后的大半年里，格鲁便是被软禁在大使馆内。1942年7月，日美双方通过中立国协商，最终在葡萄亚属东非（即今天莫桑比克首府马托普）交换了双方的外交人员及其家属。

返回美国后，格鲁继续在国务院工作曾出任代理国务卿、副国务卿，由于其对日本的丰富知识而成为美国政府最重要的高参。而他的日记便是作为美国政府重要的决策依据而被整理出版。

战争结束前夕，他曾反对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主张在《波茨坦公告》中明确表面同意日本战后保留天皇制度，以尽早换取其投降。虽然兵戎相见，但格鲁对他在日本结识的朋友并无恶感。返国后，他在哥伦比亚电台曾公开讲道：“我在日本住了十年，交了很多朋友，我钦佩、尊敬、爱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我和他们互相酬酌了十年，他们个人，对我是忠实到底的……”

总而言之，格鲁的《使日十年》是一部非常值得阅读的好书，无论是作为国家政治教材还是一本另类的东洋游记，如他自己在日记中所写的：“这是有趣的十年。使命虽然终于失败，但即便是能够经历这些事件，我现在也不肯放弃这十年的体验”。

《怀柔远人》：似是而非的接触

1793年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华事件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后人对其的解读也成为一个热点的研究领域。传统上的看法或多或少都受到费正清“冲击－回应”以及“朝贡体制”观点的影响。

                         乔治·马嘎尔尼伯爵

这方面国内外的代表作有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帝国的冲击》、朱雍的《不愿打开的国门》等等。这些著作的均是立足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上，对中国的传统的对外关系体制进行批判。这种批判隐喻了一种成见即“西方制度的先进与中国制度的落后”，并从中推论出“清政府理应更主动地接受西方模式以求避免鸦片战争般的灾难性结局” 。
　　
而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正是对此类观点的一种回应与反驳。他批评：“费正清的朝贡体系是一种用于达到所有愿望和目的的功能性东西”。在这种基础上展开的对马嘎尔尼使团的阐释，完全是现代化，甚至可以换言之是西方化的，很大程度满怀偏见地忽略和漠视清廷统治者于当时的想法和信仰以及现实考虑。
　　
在书中，何伟亚开宗明义地表述了他的此项研究的基础不是在于提供一种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模式，也不在于替代传统冲突论的描述方式。而是尝试对“马嘎尔尼使华”事件进行重新审视。中英在这一事件中的矛盾和冲突并不是文化或文明冲突，而是两大帝国构建之间的冲突。传统上人们偏爱把“马嘎尔尼使华”解释为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如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等等，这些恰恰都是何伟亚试图反驳的论调。
　　
乾隆皇帝答复复乔治三世的敕谕中的言词，在东西方长期以来都是被批评和嘲笑的对象，被视为一种对西方所谓“先进技术和思想”的无知抗拒。何伟亚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和错误诠释。对此，笔者十分赞同。因为长久以来，人们都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由于今天的我们业已了解日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与成功，才导致响我们也想当然地认为当时英国在政策和技术已经占有了先机与优势。
　　
事实上当马嘎尔尼兴致勃勃地出使中国的时候，工业革命在当时英国取得的成绩仍然是极为有限的，尚不足以引起中国方面的兴趣和重视。1785年，英全国绵织品约4千码，仅为1850年的五十分之一。1789年英国刚刚建成第一座蒸汽动力的棉纺厂。1788年全年铁产量为6.83万吨，仅为1847年三十分之一。英国的第一次汽船试航要等到1802年。次年蒸汽机车试验方告成功。这都是1793年之后很久才发生的事件。英国正式进入所谓“蒸汽时代”以及“机械化时代”都是19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情。
　　
从以上这些数据不难得出以下的判断即18世纪末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实际上刚刚起步，技术和经济上并不见得远远领先于中国乃至占有优势。工业革命的真正成效要在几十年后方才能慢慢显现出来。即便是当时的欧洲人也未必能够预见19世纪西方工业文化的巨大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跃进。刚刚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尚不能显现出让清廷侧目重视的地方。众多重要的工业发明如蒸汽船、速射武器、铁路、电报都还尚未诞生，常被我们挂在嘴上的“船坚炮利”的情况还并不存在。在乾隆帝眼里，马嘎尔尼代表的英国的确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热河行宫中丰富的西方器物也足以使马嘎尔尼费尽心思带来希望能够“启发中国皇帝智慧”的礼物显得平淡无奇。

                                       英方使团成员所画的接见场面素描
　　
中英礼仪上争执则更多表现的是两种不同帝国构建之间彼此同化的努力。在清廷要求马噶尔尼屈从中国传统礼仪的同时，马噶尔尼实际上也不甘示弱地要求中国方面也需要遵守英国的西式礼仪，譬如要求对乾隆帝行西方式的吻手礼。换言之，中英在礼节上一种冲突更多是一种政治外交体系之间的冲突，不应无限制理解为所谓文化乃至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种过于宏观的角度与事后构建起来的解释很容易混淆我们对于历史本来面目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在接触西方的同时，始终企图维持本身的整体结构。所以这种接触在后人看来显得如此模糊不清，似有若无。马嘎尔尼使华成为了这类接触的代表事件，整个过程都笼罩着一种“诗性的朦胧”。事件的当事双方对于接触的结果也都不置可否，而后人的解读更显得似是而非。所以对事件的诠释很大程度上仅仅取决于观察者各自的话语背景而已。
　　
清廷在礼仪问题上的挫败感导致了马嘎尔尼使团的一事无成。但换而言之，也正是由于马嘎尔尼使团怀有着对中国落后、不理性的偏见，才导致了两个帝国体系间接触与对话以失败而告终。

关于朝鲜问题的先见之明

克林顿风尘仆仆地赶赴平壤，平平安安地把两位女记者结接回了美国。当然，这位美国前总统的朝鲜之行绝不是仅仅为了“英雄救美”。朝美之间的直接对话通道似乎正在逐步建立，哪怕现在还只是非官方、非正式的。谈到朝鲜问题，想来不少人都会把平壤的金太阳视为不可理喻的独裁者。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联合国成员国，总是喜欢以各类出人意料的方式来打破所谓的外交惯例与规则。

然而，平壤政权果真一个如此疯狂的“暴走政府”吗？答案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多年前，有幸听过BYU韩国问题专家Mark Peterson教授的讲课。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与朝鲜交涉时，应该抛开那种西方式的处事原则，应该多站在东方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和判断平壤的行为。比如西方常常指责朝鲜言而无信，进行核讹诈，但朝美之间协议本身又有多少国际法的依据呢？至于外交讹诈与否，他也指出国家外交的实质便是通过利益换取和平与妥协。早在2006年的一次讲演，他就曾建议美国政府完全可以考虑前任总统访问的“卡特模式”来化解朝美之间的僵局。

按照的他自己话来说：朝鲜方面急切地盼望直接的对话，而白宫方面长久以来则拒绝对话。如果这种对话能够开始，我相信能够慢慢找到和平的可能。然而，你要明白你面前的是一个难缠的谈判对手，因为他们总是在协议签订后才真正开始与你的讨价还价。这是西方人所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但这恰恰是他们的处事方式。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BYU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网站去下载或在线收听Mark Peterson教授的讲座。Mark Peterson早年主要研究朝鲜王朝时代儒家社会的风俗变迁，比如他甚至专门钻研过朝鲜的养子继承制度。自1980年代起，曾在韩国工作生活近20年。可能算是美国屈指可数的朝鲜问题专家。他讲课有种北京侃爷的天赋，能讲一口比韩国人还流利的朝鲜语，也通中文。听他讲话，总会让我想起沈志华来。

2006年讲演录音：Negotiating with North Korea（点击下载）
2006年讲演录像：在线播放地址（点击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