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时空的传奇中

若提起“圆桌骑士”、“亚瑟王”、“石中剑”，想来即便是不熟悉西方文化的人都会略有耳闻。记得儿时曾在电视上看过一部关于亚瑟王传说的电影，虽然片名早已遗忘，但那些英姿飒爽的骑士却让年幼的我印象深刻。

在近年来流行的《哈利·波特》中，也隐约闪现着亚瑟王传说的神秘光辉，譬如小说中魔法部的勋章就被叫做“梅林勋章”，而梅林便是亚瑟王身边拥有神奇法力的“御用法师”。亚瑟王可能是英国乃至西方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传奇人物之一，他事迹的普及程度或许能与《圣经》相提并论，甚至还有不少严肃学者将故事中的圆桌骑士制度看做是西方民主的源头之一。

在传说中，在罗马帝国衰落后，不列颠陷入群雄混战的乱局之中，亚瑟率领圆桌骑士们击退了入侵者，进而在百姓的拥护下统一全国。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圆桌骑士的分裂与妻儿的背叛而遭失败，亚瑟身负重伤后隐遁至阿瓦隆岛。

中国人对于亚瑟传说的认识可能也正如我一样，来自于电影、电视抑或是只言片语的道听途说。好在旅美学人冯象在去年出版了那么一本关于亚瑟的“奇书”—— 《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系统地介绍过这位英国人眼中的“从前与将来之王”。

之所以称《玻璃岛》是部奇书，首先是因为作者冯象本人的独特身份。他早年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后来留学美国成了法律学者，现为哈佛法学院的客座 教授；同时，他也是钻研西方中古文学的专家，精通希伯来文、拉丁文、古希腊文、古英文，威尔士语等；更让人惊叹的是冯象还是位“译经者”，即以希伯来文为 底本重新翻译《圣经》，他翻译的《摩西五经》日前业已出版。

除了作者本人“近乎传奇”的学术经历外，《玻璃岛》的另一个奇特之处便是在于独特而迷人的文笔，亦真亦幻的时空交错。与其说这是一本关于亚瑟 王的文化散文，还不如说是一次现代人的古代历险。书中的九篇文章围绕着亚瑟传说的各个母题展开，却又将古老的传说和后现代社会的互联网、基因技术等搅在一 起“拌色拉”，其中又掺杂着作者早年的知青回忆，读来让人觉得耳目一新。

冯象

为了追寻“圣杯”的下落，作者拜访了隐居在日内瓦郊外古堡里的老伯爵；为了弄清魔法师墨林的“巨石之舞”，作者与友人一起考证了英国巨石阵的 “前世今生”；为了知道圆桌骑士分裂的缘由，就需要把亚瑟王后的“婚外情”事件搞得水落石出；为了找到亚瑟王的最终归宿，还得翻着无数的文献去探究那座神 秘的苹果岛——阿瓦隆的真正所在。

20多年前，冯象在新疆旅行时曾见到一座碧波环绕的小岛，那自然是海市蜃楼。同行的司机便说这岛是玻璃做的，谁也到不了哪儿。在威尔士语里， 玻璃岛（ynisgutrin）意为仙人居住的孤岛，同样也让人们可望而不可即，正如亚瑟的传说一样。在历史上究竟是否真有其人呢？世界各地的学者已经争 论了几个世纪。

根据传说，阿瑟王应该活跃于公元5世纪，但直到四百年后才出现关于他的文献资料。与此同时，人们也从没有找到过可靠的考古遗迹来证明这位英明 国王的存在。远眺着传说中的玻璃岛，人们似乎还能从那些古老的神话史诗中瞧见现代的倒影。冯象的文字描述着亚瑟所在的那个传奇时空，却也在反思和诠释着当 下的乱象。

古时的英国人相信：亚瑟王终将重回人间救民于水火。然而，今天的人们早已不再相信什么救世英雄，在他们的眼里亚瑟王的故事必然只能是一段神话而已。面对传奇的远去，所幸还能有这么一本书来唤醒我们各自心中的“亚瑟王”。

余与民国乃敌国也

1918年11月8日，即将迎来60岁大寿的梁济（梁漱溟之父）投积水潭自尽。这位晚清时代小官吏以他的自杀换来了生前亦不曾享有的“盛名”。在他遗书《敬告世人书》里，梁济直言：“国性不存，我生何用？”旁人自是将梁之投湖视为殉清而亡，而他则更进一步称之为“殉道”。民国新人嘲笑满清遗民顽固愚忠，遗老遗少们却认定自己是在华夏续道统。时至今日，中国人至少看上去早已走向“共和”，“天下兴亡”的呐喊变成了“民族利益”的叫嚣。今日之局势若搁在清朝遗民眼中，可谓既“亡国”又“亡天下”。陈寅恪在谈及王国维自杀时曾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不同于下层晚清官吏，对于那些重量级的遗民来说，归隐于市安为寓公乃最轻松的选择，生活富足更是不成问题。翻翻郑孝胥的日记，便可窥得这批晚清大佬在上海的潇洒日子。然而，这批大清忠臣却始终难以摆脱那种困惑与失落交织的“苦痛之感”。无论是坚持三纲五常之礼教，或彼此联络弘扬孔教，抑或是编纂《清史稿》之类的自我书写，甚至于日后参与“满洲国”王道乐土的建设都可以被视做清遗民对“民国”种种的抵抗。

然而，在被打上“反动”、“逆流”的标签后，他们的形象却愈加模糊起来。究竟何种认同才是他们所真正主张的？这些主张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每朝每代均有其遗民，以死抗争者亦不在少数。民国时间的清遗民较之以往又有不同？以上种种皆是值得认真探究的问题，也可帮助我们厘清中国近代转型之时的真正遭遇。不过，对这个特殊群体的研究长久以来始终未有大的进展。无论是史实之梳理，还是概念之分析，都未见有突破过往泛政治化论述的佳作。

大约两年前，在一次饭局上有幸结识台湾中研院近史的林志宏先生。当我听到他的博士论文正是研究清遗民群体时，便有了兴趣，而其大作题目已有让人耳目一新之感——《民国乃敌国也》，出自郑孝胥之语，所谓“余与民国乃敌国也！”。借来作为该文的标目，实在是妙的很。

对于民国时期的遗民群体，林志宏观察独到，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说法：假如这批清遗民放到原来帝制的历史书写中去考察，会不会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理解呢？（比如清朝建立后，究竟是如何看到那些死忠的明臣呢）。这种中国传统的模式，在进入民国又是如何变化乃至失效的呢？于是，林志宏的文章便是想换一个角度来重新思考清遗民在民国的处境与心态。实际上，在时代转型之关头，这批遗民看似作出了违背所谓主流价值，却兼具道德感性和政治理性的人生选择，也同样能帮助我们检视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变过程。

林志宏在后记中曾提到2000年台湾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他自己便也是目睹了民主政治转型之际的形形色色。于是乎，他所要研究的那段历史不再是死板的了，而成为了与现实互动的对话。而此书最大的价值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