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还是“满化”？

清朝兴盛壮大于“反清复明”的呐喊，却挣扎沉沦于“驱除鞑虏”的口号。虽然都是打着“民族”、“华夷”的旗号，但前朝遗老与革命党人的命运却迥然不 同。在清末民初的乱局中，“平满汉之界”的呼声响彻中国，但大部人却对满人内部的情况知之甚少。满人究竟是如何看待整个社会的趋势走向？他们究竟如何自我 定位？满汉之间的关系在近三百年间又有着怎样的变迁？要解答上述疑问，或许还得从清人入关前说起。

众所周知，“满洲族”本来就不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源自政治决策的产物。1635年，皇太极废除“女真”名号，改称“满洲”，并将东 北境内的多个族群统统纳入其中。于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蒙古、朝鲜、汉、呼尔哈、索伦等纷纷被陆续收编，在经过八旗制度的规整后，都重新成 为了满人的一份子。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民族大融合”，在路康乐（Edward J.M.Rhoads）看来，倒更类似于各种政治势力间的结盟或合并，因为“旗人始终缺乏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同一性”。

此外，若以“族群”（ethnicity）概念进一步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明末清初的所谓“满族”正处于一个磨合与重组的过程中，无论是“民 族认同”（Ethnic Identity），还是“民族主权”（Ethnic sovereignty）并未确立。借用欧立德（Mark C. Elliott）的话来说就是“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尚在构建之中，而这个构建过程将贯穿整个清朝。

传统上，我们大都以为凡是跳入中华文明这口大染缸者，似乎都会遭遇同化的命运。满人虽然打下了天下，但也不得不依照汉人的传统与规范来治理天 下。八旗子弟在汉文化的终日熏陶下，也终究会走上“数典忘祖”的不归路。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路康乐和欧立德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们不约而同地反对清 史研究中根深蒂固的“汉化说”。他们甚至认为清朝时期的满人非但没有被完全汉化，反而是有着一个不断“满化”的过程，“满洲之道”也由此酝酿而生。历代清 朝统治者也都相当看重满人的独立性，视“国语骑射”为满洲之道的核心要素。

但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八旗子弟开始逐渐失去往日的锐气，甚至丧失传统，比如满文水平与的日益下降。满文的衰败历来被视为满族渐为汉化的重要 证据。然而，这种看法，却忽略两个重要事实：其一，作为书写文字的满文乃是一种新兴文字。对于扩编的“满人”来说，满文并不能被视为绵延久远的“民族传统 ”。其二，清朝帝王很快就注意到此现象，再三告诫旗人满文的重要性，并自身做则地使用满文。另一方面，在康、乾、嘉庆三朝共举行多达105次木兰秋狝。这 种军事演习除了提升八旗兵战力的考虑外，还有着确保“满洲之道”的重深层考虑。

路康乐认为所谓“满族”的真正成型便是清朝流变的一个副产品。最初，满人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及汉八旗。清中期，为了应付激增的旗人数量， 汉军旗人被迫出旗，所遗官军名额，由满洲人补充。这次调整使满人从征服群体变成一种职业群体。此后，绝大部分旗人只能以军人身份示人，这也成为他们最根本 的身份与角色。

时至晚清，民族国家的概念如“洪水猛兽”般涌入中国，“中国”不再被视为一种文化概念，而摇身一变为了政治地域的概念。近代以来，作为主体族 群的汉人，在建立民族国家认知之时，便自然而然地将“满”视为一个对立的族群。汉人通过这种“他者认识”的过程，不仅区分了满汉间的差异，同时也在寻找汉 族国家应有的种种特征。路康乐指出“晚清时，满人开始从一种职业身份转化为一个族群，这个过程逐渐形成了今日之‘满族’”。虽然，“满族”的叫法业已存 在，但使用最多的依旧是“旗人”和“满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党开始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路揣度、描绘满人与清廷，“满族”叫法开始在 中国社会逐渐流行。

有趣的是，当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很快就抛弃了之前“大汉族主义”立场，“五族共和”逐渐取代“满汉对立”的成为国家的宣传理念。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民国初年的这种转变也是在重复清初的历史——由明及清的朝代更替掩盖族群间的实际冲突。无论是欧立德，还是路康乐的研究均试图立足于满人的立场， 借助族群政治的概念为我们描绘了一段“非汉族”的清史，其意义也在于为我们提供一条研究近代中国的崭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