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信息时代圣战”

Sam Williams，Free as in Freedom：Richard Stallman’s Crusade for Free Software，O’Reilly Media，2002. （阅读请点击）

1976年，比尔•盖茨在一封致同行的公开信中写道：“谁能够做到辛劳工作而无所求？有什么单纯理想能使人们长年累月地埋头编程、检查错误并将它们分门别类，最后还将之免费派发？”毫无疑问，比尔•盖茨本人并没有找到这种理想，不然他也不会缔造空前的软件帝国，也更不会成为富甲一方的全球首富。

1980年，另一个玩转电脑的青年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也同样面临着抉择。当时，斯托曼所在的MIT实验室购入了一台激光打印机。按照以往的习惯，斯托曼想编写一个提高打印效率的程序，于是跑到打印机厂商哪儿索要打印机程序的源代码，但却被告知：“未经授权，不能向他人提供程序源代码。”这次小小的事件，却使斯托曼陷入了漫长的思考。

20年后，斯托曼回忆那段困惑时期，依旧历历在目：“我面临着一个道德上的抉择。最简单的就是投身于专有软件世界之中，签署不公开协议，并承诺不帮助同行、同事。我自己也很可能编写软件，并在不公开协议的前提下发布软件，去同流合污，迫使更多的人背叛自己的原则。显然，走这条路可以挣大钱，而且使编写代码的工作增添一份金钱上的快乐。但是我知道，等到自己职业生涯终结时，我再回首这些年为分离人类而砌造的‘壁垒’，我会感到我将自己的一生都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糟糕。”

1983年，斯托曼开始了他的“圣战”，他向同行们宣布要建立一套完全自由开放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即“GNU计划”。计划初始，作为唯一的参与者，只有斯托曼独自孤家寡人地苦干。为了能够完成浩繁编程工作，斯托曼只好每天晚上偷偷溜进MIT的试验室干自己的“私活”，好在上司爱才心切，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1985年，斯托曼的操作系统GNU Emacs成功诞生。为了避免惟利是图的公司将这个程序据为己有，斯托曼起草了“GNU通用公共协议证书”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自由传播和利用他的成果。

斯托曼甚至还孩子气地将这个协议称为“Copyleft”，与所谓“Copyright”针锋相对。我们今天能够用到的Linux，便是在斯托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斯托曼也因此被称为“自由软件之父”。凭借GNU Emacs的成功，他进而创建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1990年，Linux创始人李纳斯•托沃兹（Linus Torvalds）与斯托曼一拍即合，GNU和Linux合而为一成为了一个完整计算机操作平台，在全球得以流行。1996年，斯托曼被授予瑞典皇家技术学院荣誉院士。2002年，这个不修边幅，留着一头长发的“怪人”成为了美国工程院院士。

20余年间，斯托曼致力于宣传自由软件的理念，他总喜欢孜孜不倦地告诉人们：“自由软件并不是免费午餐，但是你不应该垄断技术和软件本身，出售的应该是服务。”

自由软件基金会所依靠资金的都是来自捐款和出售软件说明书，却从来不将软件本身作为商品进行销售。斯托曼行为的背后是一股执着的理想主义思潮，他坚信：软件应该是自由的。他批评高科技公司正在对全世界进行一场新的殖民，当视窗系统抢占你电脑硬盘的时候，你的电脑就正在被“殖民”。

2005年，在中科院演讲时，曾努力学习中国文化的斯托曼提到了中国的盗版问题，“西方公司管未经授权的拷贝叫‘海盗行径’（Pirate即盗版），但我们是在和朋友共享互助，而不是开着海盗船去打劫。他们故意这样叫我们，那是一种道德上的侮蔑……出售商业软件公司就如同是中国历史上的曹操，宁愿辜负天下所有的用户，也不允许用户对不起自己！”

很多人把斯托曼的自由软件运动称为“宗教”，因为这更类似一种理想主义的梦想。斯托曼本人对此却毫不介意，甚至还自称是这场运动中的“圣徒”。在演讲时，斯托曼总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传播“福音”的使徒，在观众的笑声中，大声疾呼：“自由软件运动不是一场宗教运动，而是一场人权运动。”

《大公报》与性病

      没错，就是这个题目了。

      最近，常常窝在上图翻报纸。虽然工作枯燥，但时常能瞧见一些让人眼睛一亮的片段。这一日，忽然看到民国25年2月1日《大公报》的头版通览广告。揉揉酸胀的眼睛，居然见到上面有两对袒胸如乳的男女。云雨中，四人摇指三个大字“乐的能”——“杀菌灭淋，净浊断根”。

      心想：哇，《大公报》不愧是近代中国报业执牛耳者，竟然敢在头版登“露点”广告。今日中国报纸断然无这种气魄，头版自然得让给领导们秀玉照，又或是通栏大红标语。如此伤风败俗的玩意，怎可入人民法眼啊。别说头版，报屁股都不能让你等。即便是电视里的午夜小广告，顶了天，也就穿个三点式，哪敢让女模特们如此坦荡荡啊。其实，别说国内报刊了。现在西方大报恐怕也不会把这类“老军医”广告登上头版吧。

      原来，素以严谨示人的《大公报》，当年也有如此先锋的一面。敬仰之心如黄河之水，一发而不可收拾。《大公报》在我心中的形象又顿时伟岸了一圈。想来能把性药广告摆在头版的报纸，在面对强权之时，自然也无不雄起之道理。《大公报》故而能够百折不挠，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今日之报人，又当如何？是否也得找找 “乐的能”啊？

胡适之，喝花酒

修身美仪的胡博士

一肚子坏水的包狗仔

“风流倜傥”，自古便是文人骚客的优良传统。流连于青楼女色之间，虽不能说是多光荣的美谈，但也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囧事。只可惜，近代以来，西风渐盛，不仅社会要“文明”，连做学问的人也得以身作责”文明“起来。以至于学者、作家喝喝花酒，逛逛窑子都得低调行事，生怕被哪位同行或是忠实读者逮个现行。当然，也有像郁达夫这样，君子坦荡荡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像胡适这样德高望重的知识界领军人物，自然不能如郁达夫那般潇洒，虽不能说”道貌岸然“，但 也得维护公众形象。

只可惜，胡适之交友不慎，认识了沪上《晶报》大佬包天笑。这份所谓《晶报》堪比今日的《太阳报》，至于香港的什么水果日报更是不在话下。胡大师认人不清， 结识此君无疑是羊入虎口，自投罗网。果不其然，不出几日，包天笑就不惜卖友求销量，在《晶报》登出了《胡適之底吃花酒尝试是民国十五年三月间的事情。

多年后，包天笑在回忆录如此写道：“胡适之在上海吃花酒，這也無足為異，當他在上海華童公學教書的時候，本來也是放蕩慣的。這一囘，他是胡博士了，是中國教 育界的名人了，當他從北京來上海，即將出國，似乎要尊嚴一點。偏有那位老同學胡憲生（無錫人），觴之于某妓院，胡适為余大雄所瞥見（他們是同鄉），又以爲 這是《晶報》好材料，便寫了胡适之冶游的一篇素描。”

此文一出，胡博士自然是脸色难看，青一阵白一阵，说不定也在咒骂自己居然结识了这么一位八卦祖师爷。囧怒之下，胡适居然亲自赶到《晶报》报馆来找包笑天算 账，大有踢馆之势。包虽是八卦猛男，但未必是拳脚好手，赶忙从报馆后门逃之夭夭。当日，包在日记中写道：“胡適之自登出《晶報》一篇文後，大窘，昨親至晶報 館，余急避之，今夜胡憲生（胡敦復之弟）又來訪大雄。”

其实，早在1914年远航美利坚时，胡适便已下定决心不再光顾青楼，所谓：吾在上海時，亦嘗叫局吃酒，彼時不知恥也。今誓不復為，並誓提倡禁娼之論，以自 懺悔，以自贖罪。无奈，大学者也是人。十年之后，仍然破了戒，色还是没能戒掉，倒是挨了那包天笑温柔一刀。

一场被掩盖半个世纪的屠杀与抗争

1939年，当德军以闪电战彻底击垮波兰时，苏军同时也“默契”地开始了他们的进军。红军推进的速度丝毫不逊色于他们德国同行，重新建国刚满20年的波兰随即被东西两个强领再度瓜分。之后，德国将西部波兰划为总督区，苏联则堂而皇之地将其纳入国家版图，报了当年俄波战争的一件之仇。而这些领土自然也就成为了红色联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战争爆发前，波兰约有150万人的军队。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这支大军随即土崩瓦解，被击溃的波军开始向东撤退。但迎接他们的却是另一群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在苏联人坦克和机枪的包围下，刚刚摆脱纳粹追击波军，又不得不向苏军缴械。当时，苏波之间并没有爆发冲突，两国也没有宣战，但是成千上万的波军官兵却莫名其妙地沦为红军的“战俘”。1939年冬，超过两万名波兰军官被苏军集中于三个战俘营关押，其中既有将军、也有校尉军官，同时也有为数众多的预备役军官。关押数月年后，苏联当局最终下令将其全部屠杀，共有2万5千7百名波兰人被枪毙于卡廷森林（Katyn）。

1943年春，苏德战争进入最高潮，原本一同分赃的“兄弟”如今却拼杀得你死我活。正在此时，德军意外地卡廷森林发现一个骇人的万人坑。这些骸骨上依旧穿着波兰军服，其中不乏很多位高级将领。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马上意识到此事件的“重要价值”，派出法医前往卡廷清理现场，并大肆宣传借此宣扬布尔什维克的残忍。法医的报告相当惊人，几乎所有的死者都是脑后中枪死于近距离射击（左下图便是纳粹方面关于卡廷惨案的宣传画，借以煽动波兰人对苏联的仇恨）。

东窗事发后，苏联政府断然否认此事系苏军所为，并称这是德国人的污蔑，德军才是罪魁祸首。1945年，二战落下帷幕，德国占领军举手投降，迎来了红军的“解放”。掌握了话语权的苏联人，更是一口咬定此事乃纳粹之罪行。沦为卫星国的波兰，自然也不敢提及此事。即便是1950年代“波兰事件”爆发后，波兰政府也未能重新彻查此事的真相。直到1988年，行将就木的苏联才勉勉强强地承认是苏军一手制造了卡廷惨案。

毫无疑问，卡廷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最为恶劣的战争罪行之一。但是，这桩罪行却被掩盖了半个世纪，更成为波兰民族近代史上最惨痛的历史记忆。惨痛之处不光是在于屠杀本身的残酷，更在于受害者在获得所谓”胜利“后，仍不得不接受谎言，乃至和凶手共舞。波兰人之所以要拍摄《卡廷惨案》，或许也是为了能够治疗那半个世纪尚未愈合的伤口，安抚那冤死的亡灵。片中，那四位军官以及他们家人的命运，他们或也代表整个波兰民族在这场浩劫中的命运。

很佩服导演瓦依达对这一题材的处理，虽然内容沉重，但是并没有任何刻意矫作的煽情桥段。面对如此如此血腥悲壮的历史，只要如实地去展现便足以震撼每个人的心。苏联人执行屠杀时，并没有像他们的德国同行那样使用毒气室那样的高科技，也不像日本人那样架着机枪对着人群扫射，而是一个一个枪毙！没错，把抢顶在每个受害者后脑勺，一个一个地处决。影片最后那段的屠杀情形，几乎让人窒息，那么真实、那么简单，却又是让人不得不正视的恐怖。

电影结束时，荧幕变得一篇漆黑，低沉的音乐响起，但却迟迟没有字幕出现。的确，当半个世纪后，我们才能直面这场屠杀的时候，或许真需要慢慢去思考、去反省。当然，我并不认为所有的苏军都是杀人犯，也不会非此即彼地认为苏联红军便等同于纳粹。事实上，即便是导演瓦依达本人也不那么认为，不然他也不会特意安排一位愿意帮助波兰军官家属的红军军官。需要我们真正去反省的并不仅限于屠杀本身，或许更应该去思索是什么体制导致这桩罪行？

屠杀现场的发掘

对于这起惨案，我一直有所困惑：苏联当局为什么非要处决这批波兰军官？最近，有机会翻阅了一下当时苏联方面的有关档案，才有了答案。在处决前，苏联冶金部门征用了这批军官从事重体力劳动。为了争取权益，也为了抗议战俘营糟糕至极的生活状况，波兰军官要求得到苏联政府符合”日内瓦条约“的战俘待遇，甚至发动了“罢工”拒绝劳动。

他们还质疑苏军拘押他们的合法性，在至苏共中央的抗议信中，这些军官写到（以下内容摘自苏联政府档案No. 08077《波兰战俘要求确定的地位和遵照公认的国际准则对待战俘的声明》）：请苏联政府向我们说明我们是否是战俘？如果是战俘，那么我们要求根据各国公认的对待战俘的准则对我们。如果我们是被捕者。那请向我们说明，我们究竟因为什么罪行遭到拘捕？请释放那些与战争毫无关系的老人和病人回家。请让我们有和家人通信的权利。

在他们的所有要求，有一条最为特殊：“请不要给我们放映侮辱我们民族感情或者我们祖国荣誉的影片。尽管我们是战俘或者被拘留者，但我们毕竟还是军人！始终佩戴着军衔的军人！”读到此处，我终于明白了当时的苏联当局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或许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他们未能保卫他们的祖国免受蹂躏，但是他们都却是代表着波兰民族的真正精神。他们可以被打败，但是他们不会屈服。

片中，在他们人生最后一个平安夜，一位老将军对他们的部下说道：“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自由的波兰离不开你们。我们目标就是要让波兰重现出现在欧洲的地图上，一个真正富强自由的波兰。”面临临近死亡的平安夜，这群军人唱起了天主的赞美诗，为他们的家人，为他们的民族祈祷。

这是一场不应被遗忘的屠杀和抗争，因为它代表着一群人不屈的希望和另一群人精神的沦亡。

最后摘引另一则苏共政治局的档案，正是这份文件宣告这场屠杀的开始：

No 08095 《联（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号会议记录摘录（114项）》，1940年3月5日，莫斯科，绝密，特档

关于枪毙三个专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宪兵、警察、民团份子及其他人的决定。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员 NO. III 3/144

1. 对战俘营中14700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情报人员、宪兵、民团份子和监狱看守；以及对逮捕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11000名各种反革命分子──以特别程序审理，对他们采取最高惩处措施──枪毙。
2. 审案时，不传唤囚犯、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
3. 由梅尔库洛夫同志、拉布洛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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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亿消费者》（One Billion Customer）

James McGregor, One Billion Customers: Lesson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最近，刚读完。很有趣，很有意思。作者堪称是真正的”中国通“，曾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与道琼斯代表长期驻扎中国。在天朝摸爬滚打多年后，此君已经练成一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本事。虽谈不上是护身无敌的金钟罩，但也能做到百毒不侵。实际上，《十亿消费者》的真正读者是针对那些有雄心壮志来中国经商的西洋人，作者通过一个个案例的讲解与描述，把那些在中国官商界沉浮的套路娓娓道来。国人对于那些中国式的潜规则自然已是心知肚明，但仍不得不佩服作者一针见血的观察。

中文译本：
http://www.yeeyan.com/category/BillionCustome

《十亿消费者》（One Billion Custo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