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墨尔本大学苏俄历史研究中心 （The Melbourne Gateway to Research on Soviet History）现已将《斯大林办公室出入记录本》之资料公布于网上。现在谁想知道斯大林每天都见了什么人，可移步：这里

“如果你进到这个世界时知道自己被爱着，而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知道自己被爱着，那么这来去之间发生的任何事都能够面对。”
—— Michael Jackson

小飞侠现在可以安心去梦幻岛了。

自1928年起，德国军事顾问团便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军政舞台上。第五任即最后一任总顾问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陆军中将。他一共在中国工作了4年有余。这四年中，德国顾问对中国军政当局的影响达到顶峰。在德国顾问的斡旋下，德国军火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中国军队按照德式操典进行整编和训练。德国顾问更是直接介入中国最高决策层对的战略规划，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一战时期的法肯毫森

法肯豪森对于远东的情况极为熟悉。早在1900法肯豪森就曾随八国联军到中国作战，1907年进入柏林东方学院继续深造关于远东地区的知识，后被派往日本出任武官。所以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日本的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状况都有比较深的了解。1935年8月20日，法肯豪森向蒋介石递交了《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在建议书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迫切者当然日本”。并进一步提出他对于日后战争格局和战略走向的总体判断。

首先，他明确要求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蚕食采取强硬政策。他认为如果中方一味退让，日方“则愈知无须冒险，用最后通牒之空洞恫吓，即可如愿以偿”，“深信日方苟遇真实抵抗，则局势迥异”。同时，法肯豪森也建议一旦中日事起，中国不应寄希望于列强介入，指出：“列强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九国公约，实际早成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为）保全国土而奋斗，必倾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

就在“七七事变”前夕，法肯豪森还在起草的《关于整理军平时驻地暨弹药补给准备之建议》中，介于华北的紧张局势，一再强调中国交通能力低下，一旦战事突发，难以调动，所以宜平时即驻兵于前线以备不时之需。

“七七事变”爆发后，柏林方面立刻严令法肯豪森、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不可介入战端，必须严守中立。当时日军的战术素养已属世界一流，再加上日本大肆叫嚣“三月亡华”的论调，所以德国军方都预测战争将呈一边倒的态势，华军将不堪一击。

但从保存下来第《德国外交档案》中可以看到，法肯豪森对德国军方的这种判断大胆地进行了反驳，他指出：中国军队固然缺乏火炮、特种武器，但是中国步兵训练装备完善且士气高涨，有一定战力，所以德国军方没有理由相信日军定能获得胜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外交部电（1937年7月21日），No.465）。

当时的纳粹政府已经开始向日本靠拢，所以希望法肯豪森能够运用其影响力诱使国民政府与日妥协，但却遭到了法肯豪森的严辞拒绝，按他自己的话便是：“如在当全中国人民对日充满愤恨之际，余所提之谈和建议，将被视为背叛友人之行为。”

陈诚曾回忆：德国顾问团在法肯豪森的指挥下，依旧高效率地运转着，“德国顾问自独立团营以上（特殊兵），各师、各军，均有配属，或担任训练，或指导筑工，均能统一计划，分途进行。”

除了指导常规军事行动和参与战略决策外，法肯豪森在1938年2月15日至4月28日期间在武汉对各级军官作了17次演讲，针对抗战以来中国在军事等领域出现的问题和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法肯豪森讲演主旨有三：一、中国应该仿照德国模式建立正规和完善参谋本部体制；二、借鉴鲁登道夫“总体战”之要点，提倡应集中全民力量投入持久战；三、中国军队应该因地制宜地选择和使用已有武器装备以应付战争。

在历次演讲中，法肯豪森也直言不讳对中国军队的诸多弊病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日军现已进入泥泞，不可拔足的地方不宜再往前进，然敌欲向后退亦不易办到。我军宜趁其陷于泥泞之机会，而牵制之，攻击之，歼灭之，万不可让敌安全退去，深盼中国军事当局力以注意” 、“中国军官将校对于持久战真意尚多误解，致应付作战往往不能互相策应” 、“中国军、师以上高级军官往往战时身兼数职，此点余未敢赞同。”

尽管开战以来，中国方面丧失了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济南、南京等大城市与广大国土，但是却通过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扭转了日方的战略攻击态势即从由北至南变为沿长江流域由东至西。法肯豪森对抗战的局势仍保持较乐观的看法，认为“以机动的战术在广阔的国土上，打击首尾不能兼顾的侵略者，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东非殖民地与强大的英军作战方式相似” 、“日本军权太大，一切偏重军事，政治家亦无可如何，于此可见日本军事、政治不协调，将来日本军事上的失败就好从这上面看出来。尤其中国军队耐苦和忠勇的精神都比日本强甚，这亦是值得大家乐观的。”

1937年底，原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接替武者小路公共出任日驻德大使后，便立刻告知德国政府：“德国对华的武器援助和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存在极大地损害了日本对德国的感情和信任，并有继续恶化的可能。希望德方能够妥善处理。”

新任驻德大使大岛浩开始向纳粹政府施压

1938年初，德国内阁改组，原先较为亲华的外交部长牛赖特被亲日的里宾特洛甫所取代。这也意味着德国政府正下定决心和日本结为政治、军事同盟而放弃中国。  而希特勒本人更是对日本青睐有加，甚至曾向自己心腹阿尔伯特•施佩尔表示：日本比之意大利更应该成为了一个全球霸权。

2月20日，希特勒终于正式承认满洲国。次月，德国政府宣布遣返中国在德的军事学员。4月下旬，德国政府在亲日的总体氛围下终于决定召回德国军事顾问团。

法肯豪森本人和顾问团成员都不愿意回国，而希望继续服务于中国。在4月30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法肯豪森指出顾问团中大部分成员的合同要到1939年、1940年方到期，如果立刻离华在法理和经济上都有问题；同时，法肯豪森在报告中，还提及在德国正式承认满洲国后，蒋介石曾质询于他，法肯豪森表示他个人将继续遵守与中方的合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外交部电（1938年4月30日），No.580）。

但是，德国政府已经决定彻底放弃中国转向日本，于是一再严令陶德曼就此事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并于5月3日停止向中国出口军火，被禁止供货物资总计高达2.82亿帝国马克。德国政府则不为所动，明确要求德国使馆转告法肯豪森“帝国政府要求军事顾问尽可能早地离开中国，否则便是有违帝国秩序”，并拒绝中方提出的暂留五六名顾问处理善后事物的要求（德国外交部致德国驻华大使馆电（1938年5月13日），No.583）。

二战时期的法肯毫森

6月20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最后通牒式”的口气命令陶德曼，以中断中德关系为威胁，立即撤回全体顾问；如果顾问不愿离华，将被认为是叛国行为，取消国籍并没收财产（德国外交部致德国驻华大使馆电（1938年6月20日），No.597）。

6月24日，德方甚至不惜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以示决心。临行前，陶德曼在给外交部电报中失望地表示：“很遗憾，我没有成功。但我以为在一个国家面临强敌压境、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应该表现得更宽容一些。”（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外交部电（1938年6月23日），No.599）

同一天，法肯豪森向全体德国军事顾问团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法肯豪森保持了他直率敢言的作风，毫不避讳地批评了德国政府的作法。同时，也诚挚地怀念了德国顾问们在华的工作：

“在为国民政府服务10年之后，德国顾问团不得不停止了工作活动。在这10年间，130余名德国顾问为了中国国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并坚信这样做同时也能为祖国德意志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我们回首自己的工作与成绩，我们倍感欣慰与自豪。解聘我们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关乎我们的政治原因。尽管如此，我还是受到了中国各方面，特别是中国伟大领袖蒋介石元首的最高认可与感谢。我们活动只是受到外交的压力而被迫中断，这是对我们克尽职守至最后一刻的最高奖赏……”

7月5日，法肯豪森率领大部分军事顾问团成员离开武汉搭乘专列赴香港，转道返德。临行前全体顾问宣誓绝不泄露中国的军政机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外交部电（1938年6月23日），No.599）。

十余年后，法肯豪森曾如此写道的：“……我们已经在最艰难的环境中，发挥了德国军人的优良传统，帮助我们的朋友保卫他们的生存与尊严，这些将永垂中德关系史中。”

晚年的法肯毫森

提到棒球，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可能都会觉得比较陌生，似乎那只是日本人和美国人玩的击球游戏。小时候，似乎在一些东洋动漫画里看到过棒球少年的飒爽英姿。不过自己第一次真正接触棒球，也是要等到日后游学美国之时。隔壁室友是位来自亚利桑纳的运动达人，棒球、橄榄球、自行车几乎样样精通。在他的带领下，开始走进学校的棒球场看了第一场比赛。同样也是在他的引导下，初次踏上投手丘，开始客串投手角色，尽管比较蹩脚。某次场下休息的时候，他忽然问了我一句：“你知道Oh吗？”

“谁？OH？”

“对啊，打出最多全垒打的那位啊。在日本打球的那个中国球星，Sadaharu Oh！”

“中国球星？不是吧。 Sadaharu听起来应该是日本人的名字才对。”

回家后，自然是马上去网上搜寻这个古怪名字背后的故事。原来这位“Sadaharu Oh”就是“王贞治”！

就是那位在日本职棒奋战数十载，一共轰出868支全垒打的“世界全垒打之王”。在此之前，我当然知道王贞治的大名，但却还是第一次听说“Sadaharu Oh”这个日文名字。既然是旅日华侨为什么会用这个名字示人呢？之后数年间，又看到过王贞治被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任命为“无任所大使”的新闻。这才晓得王贞治虽然生于日本，坚持中华民国的国籍，一直拒绝归化日本籍，以至于被不少台湾人称为“我们这边的国民英雄”。

以“金鸡独立姿势“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王贞治

2006年， 作为旅日华侨的世纪球星王贞治以66岁高龄成为日本国家队教练，率队参加第一届世界棒球经典赛，最后捧得冠军。将近20年前，王贞治打破了世界全垒打纪录，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向其颁发了第一届日本国民荣誉奖。面对王贞治所赢得的这些荣誉，我在感慨其伟大的同时，却暗生疑惑：王贞治到底是谁？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祖籍浙江温州的华侨后裔，还是效忠民国的台湾英雄？心怀困惑多年，直到近日读到了日本体育作家铃木洋史传记《王贞治：百年归乡》，方才有了答案。

其实，这本传记与其说是写王贞治的，还不如是说写他父亲王仕福的一生。王仕福出生浙江温州的贫苦乡间，1922年跟着小同乡东渡日本讨生活。此后60年间，娶了日本妻子，在东京郊区开了颇具规模中华料理店，养儿育女，甚至成为了世界棒球第一人的父亲。虽然时过境迁，王仕福却始终不愿意放弃日本国籍。1949年之前，他当然是持中华民国国籍，在中共建政后，王又改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然而，他的妻子、子女却继续持中华民国国籍。为什么王仕福自己改持大陆国籍，却让自己的家人继续保持原来国籍呢？根据王贞治的回忆，父亲直到临终前，也没有解释过。1970年代，日本与大陆建交而与台湾断交，当时许多倾向台湾的华侨都纷纷规划日籍。王家却几乎没有讨论这个话题，王仕福只讲了一句：“一切照旧。”

由于是全家最小的孩子，甚至还得到更多的宠爱。父亲经营的中国料理店“五十番”生意出奇的好，从小不缺衣少食的王贞治于是乎也就有了“五十番小少爷”的外号。优渥的家境可以让王贞治毫无顾忌地投身于棒球，高中时代的他便已经成为全日本关注的少年明星。然而，也就在初露头角之时，王贞治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和其他日本孩子是不一样的。18岁的他被拒绝参加全日本国民体育运动会，因为他没有日本国籍。尽管他在队友面前不动声色，但是在内心深处第一次惊觉到“中国人”的身份是如此的真实和难以逾越。

尽管遭遇了“国体拒绝参赛”的风波，但任何人也不可能否认王贞治过人的棒球天赋。高中毕业后，他就以创纪录的新秀天价加盟东京读卖巨人队。正当王贞治忐忑不安地闯入职业体育的大门时，台湾媒体却高喊出：“中华民国青年王贞治加盟巨人队”的新闻！于是乎，此后几十年，王贞治身份感的迷失又多一层困惑和无奈。自此之后，他不仅仅要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游走，还被迫要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走出选择。

虽然从思维到生活方式都是日本人，但必须无时无刻地提醒自己是“中国人”。虽然无意纠缠于政治，却也被迫成为两岸政治彼此统战和拉拢的对象。无论是第一次访问台湾还是第一次造访大陆，几乎都会问他“踏上祖国的土地，究竟是什么心情”。然而对于王贞治而言，这是一片陌生的土地，这是作为“他乡”的祖国，是他父亲王仕福的故乡。

不过，关于那个故乡的一切仅止于父亲只言片语的回忆，王贞治只晓得那个含糊不清的地名，却从未听父亲讲起故乡的山山水水或是风土人情。关于故乡，父亲总是对儿女们说：“那是你们绝对无法坚持的生活环境。”王贞治直到年逾耄耋才从日本记者的口中听到了父亲家乡的真情实貌──原来家乡还有很多亲戚建在，原来父亲每次回老家探亲都为乡亲捐助巨款，原来父亲还在家乡修了一座家族公墓以求能落叶归根。这一切父亲至死都从未提及过，似乎有意对王贞治隐瞒者自己家乡的一切。出乎记者的意料，王贞治第一次得知这一切的时候，却没有流露任何感动的神情，只是漠然地聆听着。

细细想来，王贞治的表现并不出人意料。他不也跟王仕福一样，向自己的儿女封印着自己的过去吗？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幸好我没有儿子，不然他们又得为国籍的问题而烦恼了。”王贞治有三个女儿，他一直希望她们能够以结婚的方式来解决国籍问题。在王贞治看来，背负“中华民国”国籍是自己的一辈子的宿命。

每次被问及这个问题，他就会说：“就算我归化日本籍，但自己是中国人的事实在日本还是众所周知，所以现在归化页没有什么意义。”虽然在此类时刻，他会讲出“自己是中国人”的话语，但却并不出出于民族认同，而是背负着先辈的遗产，“虽然自己常常被称为中国人的骄傲，但遗憾的是我自己却无法体会那种感觉。”或许是希望自己的后代不再背负这种尴尬的身份困惑，他才希望自己的女儿们能够借由结婚的方式改变国籍。那么王仕福刻意封印起自己家乡的记忆，又何尝不是这样的想法呢。

虽然，记忆里的家乡是如此困苦不堪，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割舍，却又不希望自己的儿女继续背负这种情感的孽债。当年，王仕福转为大陆国籍，应该是为了日后能够返乡探亲的方便。虽然无法接受子女归化日本国籍，但他可能也是希望这种民族的纠葛可以到此为止，希望他们日后可以在日本正常地生活。“希望能够再为家乡做些什么……”这个宿愿一直埋藏在王仕福内心，至死都自己默默践行着。虽然自己曾一度舍弃这里，但终究还是要把它视为此生唯一的故乡。

不过，他不希望牵连并非在自己故乡出生成长的子女们，更不希望他们来承受这里严苛的生活。王贞治可能或多或少已经触碰到了父亲的这种苦心，而他自己也希望自己女儿可以摆脱这种“处处是他乡”的难堪。“女儿们要不要变更国籍，由她们自己全权处理”，王贞治如此说过。

2006年，作为日本国家队总教练的王贞治

2009年，刚接受胃肿瘤摘除手术的王贞治赴台湾访问，马英九为其接风。

但是，正如王贞治在父亲死后也未更改国籍一样，他的三个女儿还是保持中华民国国籍，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她们甚至都不愿意放弃“王”这个姓氏。父亲去世后，王贞治某次在谈及拒绝归化日本国籍的问题时，曾说过：“因为我父亲肯定会希望我这样做，而我也不想背叛华侨们的期待。”而今日，他想将封印国籍民族困扰独自封印在自己心里的愿望，可能也无法如愿以偿了。

在浙江清田老家，王仕福当年出资修建的家族墓地至今都还有亲戚和同乡帮忙祭扫。碑上刻着王仕福自己的名字，他父亲的名字，他祖父的名字，却也还刻着王贞治的名字。上面没有世界棒球之王的头衔，只有短短一行字“王仕福之子王贞治”！

铃木洋史《王贞治：百年归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