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娃的时间》与图灵测试

未来、たぶん日本。“ロボット”が実用化されて久しく、“人間型ロボット”(アンドロイド)が実用化されて間もない時代。

年初看了一部2010年的科幻动画《夏娃的时间》 (イヴの時間)。在片中所描写的未来日本,拟人的机器人已经成为每家每户必备的“日常工具”,担负了从钟点工到保姆的各项工作。由于这些机器人仿真程度非 常之高,甚至难以从外表上进行分辨,所以机器人头会有一个以全息投影形式呈现的标识。为了强制贯彻这个原则,政府甚至为此制定了《机器人法》。

片 中的绝大部分人类都仅将机器人视为“工具”或“无自主意识的仆人”,而国家主导的机器人管理机构也通过各类宣传媒体告诫民众切勿将机器人和人类混为一谈; 人与机器人之间的感情也是不存在的,那只是一种不正常的“恋物癖”,称之为“Android Holic”(人形机器人精神依存症)。其实,即便是在今天的社会中,也存在类似“机器伦理学”(Roboethics)的研究。其所涉及的内容除了大家 耳熟能详的“机器人三定律”外,还包括人机关系、机器人的社会定位及其相关伦理实践等问题。而片中的主流社会则采取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所谓“机器人问题”即努力将机器人或人工智能压制在“器物”的水平上,不承认其拥有思维的自主性。


主人公向坂在检查家中机器人サミィ出行记录时,发现她经常会去一家神秘咖啡馆

但是,片中却有这么一个躲在城市偏僻角落的咖啡馆,除了美味的咖啡外,店内有一条非常奇怪的规定:“本店内,人类与机器人并没有区别,希望光顾的客人们能 一起遵守这个规则,享受快乐的时间”(当店内では… 人間とロボットの区別をしません ご来店の皆さまもご協力ください ルールを守って楽しいひと時を…)。由于这条规则的存在使得进入该店的机器人可以关闭头上的全息投影标识,并以人类的面目呈现在他人面前。于是,当主人公 向坂进入这家店的时,便疑惑于眼前形形色色的众人到底是机器人还是人类呢?而影片故事的便由此展开。

具体的情节不便剧透,有兴趣者或可自己去慢慢欣赏。自己只想聊聊这部片子引发的一些联想,即如何判定机器人或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自主思维的能力。早在计算机诞生后,这便是科学界、哲学界以及科 幻领域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如今绝大部分人都会承认电脑拥有极为强大的运算能力。例如十余年前“深蓝”便能打败卡斯帕罗夫,再如今日最高难度电脑可以在 《星际争霸2》里秒杀我,这都是电脑高强度运算的功效。尽管如此,但大部分人却可能都不承认机器或者人工智能拥有“思维”的能力。换而言之,人的思维是有 自主性的,而机器人却没有。我们在算1+1=2时,都晓得正在计算并明白其背后的意义如我是在算账或应付考试;而电脑在进行1+1=2的运算时,却并不知 自己在干什么。

上述此种对于机器思维能力的质疑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最有代表性的意见。然而,早在1950年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便 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思想实验予以有效反驳,那就是有名的“图灵测试”(Turing Test)。20世纪最伟大的“同志”图灵在一篇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的论文上提出一个关于如何判定机器是否具有自主思维能力的思想实验。


Alan Turing

Can machines think?

这是图灵在文章开头便抛出的问题。他认为人类在讨论机器是否能够思维时,存在很多误区。首先, “思维”本身便是难以定义的,且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极大。当我们指出人工智能无法创作出动人的音乐又或是富有感情的诗歌时,却也不得不承认人类中很大一部分 同样无法创作音乐诗歌,甚至无法谈情说爱。所以,图灵建议我们在讨论机器是否能思维时,最好找出一个简单且具有可验证性的方法来进行测试。

图 灵认为个体(无论是机器或者其他)是否具有思维能力,仅能从其外部表现来进行判断。在图灵测验中,他设想通过一系列“提问、回答、检验答案、再提问”的循 环方式来测试对方的反应。如果某日一台机器使得提问者无法将其与人的反应区分开,那么这台机器便通过了图灵测试。而判定一台机器是否具有思维能力,当且仅 当通过图灵测试来进行识别。

之所以认为图灵测试是有效的,主要是由于我们判断他人是否具有思维能力,究其根本也是依照这个规则。因为实际 上我们真正能够确定具有思维能力的仅仅是自身而已,对他人同样是依靠外部行为来判定他人具有思维能力。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们各自的思维体验是一切 感知和认知的原始起点,其余一切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经验推演。例如你怎么知道在QQ上跟你聊天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程序呢?或许你是从交谈种种细 节,共同的回忆来等等来确认跟你聊天的是你的朋友,而不是旁人,更不是程序。但是,这种判断本身是有可能出错的。而图灵测试便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尚没有一台机器可以真正通过图灵测试。虽然计算机“京”(K Computer)的运算速度达到了空前的每秒1京(10的16次方,目前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且可以进行核试验、气候演变的模拟演算,但依旧无 法如人类一般回应诸如”饭吃了吗?”、“你今年多大?”、“你有女朋友吗?”之类的日常问题。而图灵测试的要义便在于机器可以对各类提问给出合乎常理的回 应,例如“我不用吃饭”、“哥去年刚造出来”、“偶没有妹子”等等。

看到这里,或许就该想到去年以来大红大紫苹果手机内置语音助理 “Siri”,而其的确是一种人工智能的日常化应用(其实是“军转民”项目,Siri的原始技术来自美国国防高等研究局即大名鼎鼎的DARPA)。虽然, 目前尚无法通过图灵测试,但目前其反应的方式较之以往的类似软件已经有了显著的跃进。随着用户基础的大量增加,其累计的回应信息也会成倍增加。换而言 之,Siri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如果哪一天,你无法分辨究竟是在跟Siri还是朋友聊天,那么恭喜你!你的宝贝手机已经具有思维能力了。


曾一度怀疑咖啡店的老板娘是机器人

再回到《夏娃的时间》片中的设定,在咖啡馆内机器人关掉了头上的全息投影标识,如此一来仅从外貌便无法判定对方究竟是人还是机器人。主人公向坂的疑惑,实 质上便是进入了一个真切的图灵测试现场。更妙的是,在咖啡馆这个空间里,不仅人无法判定谁是机器人,甚至连机器人与机器人之间都无法确认对方究竟是人还是 机器。当然,片中给予一个非常积极的答案即机器人同样会有自主思维的能力,甚至会萌发出所谓“自我意识”与“情感”,但他们又会受到所谓“机器人三法则” 的约束。所以,只有只有在进入咖啡馆后才会展现出自主性,因为这里的规定是“人类与机器人并没有区别”。


开始打扮自己的サミィ

今日研究人工智能领域,大致分有两个领域即”强人工智能派”和“弱人工智能派”。图灵无疑属于前者,他甚至曾预言人类在2000年变成造出通过图灵测试的 机器。目前“强人”派的代表人物则如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这位大胡子先生较之图灵更为激进,认为人的思维模式本身便可以通过神经生物学、计算机学等方式进行解释,所谓“意识” (Consciousness)可能只是一种思维运动的幻觉,”情感“则可能是思维运动的“副产品”而已。如此一来机器的数据转换在本质上和人类的思维并 无区别。“弱人工智能派”的代表人物中当属约翰·塞尔(John Searle),他曾就图灵测试提出过一个极为有名的反驳即“中文屋试验”。日后有空或许可以接着聊,想到的另一部片子则是押井守的《Ghost in the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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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图灵: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丹尼尔·丹尼特:《意识的解释

约翰·塞尔:《心灵导论

喀朗施塔得的水兵

昨天和两位研究军事历史的同道聊天,话题无意间触碰到了“喀朗施塔得事件”。 19213月爆发的喀朗施塔得事变是1991年苏联解体前在苏俄本土发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叛乱(起义)。喀朗施塔得位于圣彼得堡以西30公里的科特林岛,自彼得大帝时期便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之一,也是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的驻地。在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喀朗施塔得的水兵曾是布尔什维克最重要的支持者。1917117日,所谓“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便是从喀朗施塔得驶出的。


彼得堡与喀朗施塔得

然而仅仅三年多后,同一批水兵却选择再次起义,公开与曾经支持过的布尔什维克决裂。1921315日水兵与军官组成的临时革命委员会在宣传文告如此解释自己选择“武装叛乱”的原因:

“喀朗施塔得把‘政权归苏维埃,而不是归政党’作为自己的行动口号。俄共三年统治的苦难经历使喀朗施塔得对政党专政的后果看得一清二楚……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势必会扮演独裁者的角色,因为无论这个政党如何标榜自己的极端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所能看到的纲领和策略的条款都不是源于生活,而是闭门造车的产物…..劳动者天生就是社会主义者,任何革命政党都不会把一个社会主义的王国送给他们,工人和农民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痛苦忍耐和磨难才能享有这个王国,也只有争取摆脱一切压迫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赢得这个王国。”(《临时革命委员会通报》1921315日,《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1921年的喀朗施塔得》)

在起义主要领导人科兹洛夫斯基的呼吁书,又进一步阐明了喀朗施塔得水兵的诉求:“非但看不到生活有什么改善,却眼见整个俄国陷入牢狱之灾(强迫劳动,没有丝毫财产所有权,包括枪杀在内的种种镇压手段,没有司法法庭),所以原本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持消极态度的人逐步占到了这一政权的对立面,但由于害怕镇压,很少公开表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迁移自由、劳动自由及其他自由都因为肃反委员会和讨伐队的活动而化为乌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不应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而应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为此应无记名方式进行苏维埃选举。”(《喀朗施塔得炮兵司令科兹洛夫斯基向卡累利阿战区司令先生提出的申请》1921318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1921年的喀朗施塔得》)


起义的水兵们

上述两端引文都反复提及“苏维埃”这个概念。其实,“苏维埃”是俄语сове́т的音译,意为“会议、议会”。例如现在乌克兰议会也还是保持“苏维埃”的叫法,即“乌克兰最高苏维埃”。而喀朗施塔得水兵要求进行全民苏维埃选举,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实行议会民主的诉求。

面对水兵们的诉求,俄共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准备以武力镇压解决事变。33日,向所有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发出战备命令。两天后,正式命令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第7集团军进攻喀朗施塔得,“在最短时间内平息喀朗施塔得的暴动”。攻击日期定在38日,当天也正好是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的日子。在这次大会上,列宁与托洛茨基已经在考虑要改表之前战时共产主义的各种极端做法,而且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迎合喀朗施塔得水兵的要求。然而,列宁仍拒绝任何进行谈判,坚持武力解决。待事变平息数月后,列宁在一次谈话中道出了其中缘由:“现在正应该教训一下这些人,让他们在几十年里都不敢再想什么反抗。”换而言之,喀朗施塔得事件成为了列宁向世人显示俄共统一和铁腕的工具。


讨伐部队的进攻

38日清晨,第7集团军如期发动攻势,然而遭遇了惨重的损失。造成讨伐实力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攻击部队的士气。许多参与进攻的士兵都同情甚至赞成起义水兵的诉求,以至于发生公然拒绝执行命令的事件。于是,讨伐司令只得将军心不稳的部队解除武装调往后方,再从其他地方调来所谓可以信任的部队。此外,开始将大量逮捕、枪决拒绝执行命令者,如在前线通报中写道“夜里召开了政治机关会议,会上韦格尔命令法庭和反逃兵行为委员会要毫不手软地执行枪决”。但在执行枪决时,却还出现了行刑队拒绝执行枪决任务的情况,如“310日逮捕的两个奸细昨天被判处枪决。学员(队)决绝执行判决,判决改由反逃兵行为委员支队执行。”(《第6特别站地段第3特别分部情报负责人关于192131512时之前各部队情况通报》)结果,仅在314日、15日两天内,就至少分别枪决了41名和33名拒绝执行命令的士兵。

鉴于第一次攻击的失败,图哈切夫斯基决定对喀朗施塔得进行大规模炮击。此外,为了确保炮击的效果,讨伐司令部又决定对喀朗施塔得的水兵施法毒气。在317日晨发布的命令中,图哈切夫斯基指示道:“炮兵监察员最迟于明天用窒息性毒气和毒气弹攻击彼得罗巴甫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第7集团军司令给北方和南方军队集群强攻喀朗施塔得的命令》)。


图哈切夫斯基的强攻命令,特别要求动用毒气。

在这轮强攻下,喀朗施塔得的防御开始逐步瓦解。喀朗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放弃要塞,在征得芬兰政府同意后,近8000名水兵进入芬兰境内。318日晨,喀朗施塔得落入讨伐军手中。随即便展开了对残留水兵和滞留要求人员的清洗,前后共有2103人被判处死刑,各类有期徒刑者为6459人,“那些难逃厄运的人唱着‘你们将要牺牲’的歌胜”走向驶往刑场的卡车。1922年春季开始,大批喀朗施塔得居民也被强制迁出。

托洛茨基在会见外国记者时坚称这次事件阴谋的中心在国外,并如此评论:“喀朗施塔得叛乱与同波兰缔结合约以及同英国签署贸易协定在同意时间发生绝非偶然。不仅在法国和俄国侨民中,而且在波兰、英国有一股很大的势力一心想破坏和约与贸易协定。”同时他还指责“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是叛乱的公开组织者”。(《真理报》1921316日)

但讽刺的是,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却坦率地指出“本次调查任务是查清某些党派和集团在暴动发生及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组织的联系。但没能查出这种联系。暴动是自发产生的。”该报告还进一步论证道:“假如叛乱时由事先存在的某一秘密组织策划的,那么这个组织无论如何不会选择在燃料和粮食储备仅够两星期,而距冰面解冻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发动叛乱”。

尽管俄共(布)高层很清楚此次运动的性质与目标,但还是将其深深地掩盖了起来。在事变期间担任《临时革命委员会通报》的一位编辑被认定为“协约国间谍”与“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曾经是一位神甫。当主要被告人被选定后,肃反委员会编为他们每个人编造了“证词”。

喀朗施塔得起义本是一桩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行动。曾经投身革命水兵们最终被革命所吞噬,这是面对疯狂年代最后一次的抗争。

某位喀朗施塔得水兵被关押后,曾如此回忆:“起义对起义者来说是完全意外的。谁也没有料到,那些朴素的、几乎得到所有喀朗施塔得俄共党员赞成的要求不但遭到粗暴而坚决的拒绝,而且还招致托洛茨基毫不留情地镇压”。


叶利钦签署的联邦总统令,正式平反喀朗施塔得事件。

直到19941月,喀朗施塔得事件才得以平反。是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联邦总统令:“承认根据武装叛乱指控对喀朗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进行镇压是非法的,违反了人的基本公民权。”

 
喀朗施塔得牺牲者纪念碑

 

关于蒋百里的一些考证

论及蒋百里(方震)的生平,其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获毕业首席,夺天皇赐刀”的辉煌故事历来都是国人津津乐道的美谈。这则轶事早在蒋百里刚去世后便已成为各类纪念回忆中必谈的佳话,如1939年出版的《蒋百里抗战纪念文集》中收录的各篇怀念文章。

此后数年间,不少文人骚客更乐于在大众舆论的层面传播此事,如陶菊隐在其著作《蒋百里传》(1942年初版)中写道的那样:“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根据日本军部规定,士官榜首由天皇亲自赐刀,日本人引以为荣。此次为中国留学生所得,他们又不免耿耿于怀。所以,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又如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1963年初版)关于此事的描写也大致雷同。时至1990年代,大陆出版的《蒋百里先生纪念册》(海宁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军学奇才:蒋百里》(李娟丽、包东波,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也都毫无例外地将“首席夺刀”视为蒋百里早年生涯的辉煌经历而不吝笔墨。近年来,关于这段经历的描述在网上也越来越多,而各类“惟妙惟肖”的细节居然也变得丰富起来。

不过,无论是先前的传记,亦或是现今充斥网络的野史,似乎都存在一些史实上的硬伤乃至臆想。先前在微博上正好与人聊到这个百年传奇,于是就抽空做了一个小考证,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新看法。

一、蒋百里是否拿到过天皇赐刀?

此点可谓是该传奇的核心所在,中国留学生不仅扬名东洋,还能获得如此殊荣,自然是能让国人扬眉吐气几十年。在当时日本的军校系统中,的确有“天皇赐刀”(恩賜の軍刀)的传统。不过,此“殊荣”一般只有陆军大学毕业的高级指挥官才能享受,而赏赐褒奖陆军士官学校的礼物则以望远镜、银怀表之类物件为多。

由于日俄战争的缘故,所以1905年3月和11月各有一批学生自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第17期、第18期)。虽然各类关于蒋百里的传记都未澄清他究竟是1905年的哪一期毕业,但从日本陆军省所藏档案中仍可查到这两期优秀毕业生奖品究竟是什么。根据“士官学校生徒卒業優等者へ賞品下賜の件”( 明治38年3月2日、明治38年11月12日)的记载显示,这两期的赏赐品都是银怀表(恩賜の銀時計)。换而言之,无论是蒋百里是否是优秀毕业生,是否是获得毕业第一名,均不可能获得天皇赐刀。因为那一年天皇根本就没有赐刀。其实,之前以及之后几届的赏赐品也都是银怀表。


宫内省关于第17期毕业生赏赐品的批复。


宫内省关于第18期毕业生赏赐品的批复。

二、蒋百里是否以第一名毕业?

关于此问题国内传记一般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很笼统第称其“试第一”,另一种是称其为“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同样根据“士官学校生徒卒業優等者へ賞品下賜の件”历年档案显示,在上报优秀毕业生一般会根据不同军种分别列出人数,但却不会单独列出首席的姓名,也不会提及具体得奖者的具体姓名。


第18期优秀毕业生的名单

不过,我倒是在某日本军史网站查到一份陆军士官学校历届首席的名单(“陸軍士官学校期別卒業者数及び輩出大将数”),其中显示1905年第17期、第18期的首席分别为篠塚義男与安井藤治。前者曾官至第十师团长在中国作战;后者官至第二师团长,后曾出任鈴木貫太郎内阁的国务大臣。

三、中国留学生与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制

在查询相关资料时,发现蒋百里早在1902年7月就曾申请就读日本陆军学校。次年3月,日本陆军省在征求外务省的意见予以批准,同批申请入学的中国留学生共有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蔡锷的入学申请递交1903年11月即晚于蒋百里。


蒋百里申请的第一志愿是步兵,第二志愿是要塞炮兵,后以第一志愿录取。

而在翻阅日本国立图书馆所藏历届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名录时,却惊讶地发现居然找不到蒋百里的名字。不光是蒋百里的大名寻觅不得,其他中国留学生以及韩国留学生的姓名均不得见。莫非真如陶菊隐所言“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


第17期的毕业名录


1901年7月的大事记片段

随后当我在翻阅士官学校编印官方校史《陸軍士官学校一覧》时,似乎发现了答案。在1901年7月的大事记中曾提到第13期学生与中国陆军留学生的毕业仪式共同举行。此间透露出一个非常有意思信息:所谓毕业仪式共同举行,反倒是说明两者学制并非完全一致,留学生可能的确是分开授课的。但此时蒋百里尚未就读于士官学校,所以日人此举还不可能是“以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考虑军校的特殊性质,或许还是从军事机密的角度来作出如此安排。所以,在日后正式的毕业名录是无法查到在中国留学生姓名的。

另外,国内不少文献还称蒋百里与荒木桢夫、小矶国昭等人乃士官学校同期。然而,荒木桢夫早在1897年就已毕业,小矶国昭则是1900年第12期毕业,两人如何都不可能跟蒋同届。若蒋是1905年毕业,那么同届倒可能是东条英机(第17届)、阿南惟几(第18届)、山下奉文(第18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