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蒋百里的一些考证

论及蒋百里(方震)的生平,其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获毕业首席,夺天皇赐刀”的辉煌故事历来都是国人津津乐道的美谈。这则轶事早在蒋百里刚去世后便已成为各类纪念回忆中必谈的佳话,如1939年出版的《蒋百里抗战纪念文集》中收录的各篇怀念文章。

此后数年间,不少文人骚客更乐于在大众舆论的层面传播此事,如陶菊隐在其著作《蒋百里传》(1942年初版)中写道的那样:“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根据日本军部规定,士官榜首由天皇亲自赐刀,日本人引以为荣。此次为中国留学生所得,他们又不免耿耿于怀。所以,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又如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1963年初版)关于此事的描写也大致雷同。时至1990年代,大陆出版的《蒋百里先生纪念册》(海宁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军学奇才:蒋百里》(李娟丽、包东波,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也都毫无例外地将“首席夺刀”视为蒋百里早年生涯的辉煌经历而不吝笔墨。近年来,关于这段经历的描述在网上也越来越多,而各类“惟妙惟肖”的细节居然也变得丰富起来。

不过,无论是先前的传记,亦或是现今充斥网络的野史,似乎都存在一些史实上的硬伤乃至臆想。先前在微博上正好与人聊到这个百年传奇,于是就抽空做了一个小考证,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新看法。

一、蒋百里是否拿到过天皇赐刀?

此点可谓是该传奇的核心所在,中国留学生不仅扬名东洋,还能获得如此殊荣,自然是能让国人扬眉吐气几十年。在当时日本的军校系统中,的确有“天皇赐刀”(恩賜の軍刀)的传统。不过,此“殊荣”一般只有陆军大学毕业的高级指挥官才能享受,而赏赐褒奖陆军士官学校的礼物则以望远镜、银怀表之类物件为多。

由于日俄战争的缘故,所以1905年3月和11月各有一批学生自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第17期、第18期)。虽然各类关于蒋百里的传记都未澄清他究竟是1905年的哪一期毕业,但从日本陆军省所藏档案中仍可查到这两期优秀毕业生奖品究竟是什么。根据“士官学校生徒卒業優等者へ賞品下賜の件”( 明治38年3月2日、明治38年11月12日)的记载显示,这两期的赏赐品都是银怀表(恩賜の銀時計)。换而言之,无论是蒋百里是否是优秀毕业生,是否是获得毕业第一名,均不可能获得天皇赐刀。因为那一年天皇根本就没有赐刀。其实,之前以及之后几届的赏赐品也都是银怀表。


宫内省关于第17期毕业生赏赐品的批复。


宫内省关于第18期毕业生赏赐品的批复。

二、蒋百里是否以第一名毕业?

关于此问题国内传记一般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很笼统第称其“试第一”,另一种是称其为“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同样根据“士官学校生徒卒業優等者へ賞品下賜の件”历年档案显示,在上报优秀毕业生一般会根据不同军种分别列出人数,但却不会单独列出首席的姓名,也不会提及具体得奖者的具体姓名。


第18期优秀毕业生的名单

不过,我倒是在某日本军史网站查到一份陆军士官学校历届首席的名单(“陸軍士官学校期別卒業者数及び輩出大将数”),其中显示1905年第17期、第18期的首席分别为篠塚義男与安井藤治。前者曾官至第十师团长在中国作战;后者官至第二师团长,后曾出任鈴木貫太郎内阁的国务大臣。

三、中国留学生与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制

在查询相关资料时,发现蒋百里早在1902年7月就曾申请就读日本陆军学校。次年3月,日本陆军省在征求外务省的意见予以批准,同批申请入学的中国留学生共有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蔡锷的入学申请递交1903年11月即晚于蒋百里。


蒋百里申请的第一志愿是步兵,第二志愿是要塞炮兵,后以第一志愿录取。

而在翻阅日本国立图书馆所藏历届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名录时,却惊讶地发现居然找不到蒋百里的名字。不光是蒋百里的大名寻觅不得,其他中国留学生以及韩国留学生的姓名均不得见。莫非真如陶菊隐所言“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


第17期的毕业名录


1901年7月的大事记片段

随后当我在翻阅士官学校编印官方校史《陸軍士官学校一覧》时,似乎发现了答案。在1901年7月的大事记中曾提到第13期学生与中国陆军留学生的毕业仪式共同举行。此间透露出一个非常有意思信息:所谓毕业仪式共同举行,反倒是说明两者学制并非完全一致,留学生可能的确是分开授课的。但此时蒋百里尚未就读于士官学校,所以日人此举还不可能是“以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考虑军校的特殊性质,或许还是从军事机密的角度来作出如此安排。所以,在日后正式的毕业名录是无法查到在中国留学生姓名的。

另外,国内不少文献还称蒋百里与荒木桢夫、小矶国昭等人乃士官学校同期。然而,荒木桢夫早在1897年就已毕业,小矶国昭则是1900年第12期毕业,两人如何都不可能跟蒋同届。若蒋是1905年毕业,那么同届倒可能是东条英机(第17届)、阿南惟几(第18届)、山下奉文(第18届)。

从Stand Alone Complex来看伦敦骚乱

若对科幻作品有所关注,那么一定会知道Ghost in the Shell(攻壳机动队)系列。该系列作品对网络信息化社会演化路径的描写和预测,其中又杂糅了20世纪以来“心身关系”、“意识产生”、“人工智能”、“演化心理学”等多方面的思想成果。而近日在英国所爆发社会骚乱倒让我想起了该系列电视剧集的主题“Stand Alone Complex”。剧情的来龙去脉并行不想在此赘述,有兴趣者大可以找来欣赏。此处只是想谈谈自己关于此概念的一些理解。

所谓“Stand Alone Complex”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概念。根据片中的描述,这是指某种特别的社会行为产生机制:原先互无关系者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情况下,为某种目的却采取类似的行动。此种行为为姑且可以“突发行社会模仿行为”(emergent copycat behavior)作为参照。此处所谓的“模仿行为”便是指“模仿犯罪”、“模仿自杀”之类的系列社会行为。如富士康的N连跳或就是一系列模仿自杀行为。不过,与单纯的模仿行为不同,“Stand Alone Complex”中并不存在一个所谓“被效仿的母本”,诱发一系列行为的很可能只是单纯的谣言或幻象。其中或许有人被指认为“最初的事件源头”,然而在实际情况却无人从事过初始行为。换而言之,便是“不存在原初的母本,但却又被不断地拷贝”。在这类事件中,“最初行为之概念”仅模糊地存在于公众的集体意识之中,进而催生一系列看似有相同目的却彼此独立而无联系的模仿事件。熟悉后现代者或能在此嗅出鲍德里亚哲学的味道,“Stand Alone Complex”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对鲍德里亚拟像(simulacra)理论的发挥,并在社会运动的政治层面加以延伸。而另一个思想来源则可能是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模因“(meme)概念以及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在此基础进一步的阐释,不过这更多是牵扯到进化心理学的范畴暂且放下不表。

若以现实案例加以说明,或许考虑如今伦敦的乱局。今日伦敦骚乱如燎原之势横扫不列颠帝都,蔓延趋势之快超乎警方和当局的设想。相较于传统的社会冲突,此次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暴力狂欢”可谓是网络一代的新形态骚乱。此次事态之所以会瞬间在伦敦乃至周遭城市出现,很大程度上便是拜现今高度便利化的信息通联网络所赐。肇事者通过黑莓之类的智能手机进行串联,而SNS网站则成为彼此鼓动乃至展示战利品的平台。近乎直播式的集体暴力活动刺激青年人荷尔蒙的肆意释放,而社交网络则能在最大程度构建一种虚拟的集体归属感。上述的这一幕幕情景几乎都在Ghost in the Shell的剧集中有过极为精准的模拟又或是预演。

若暂且抛开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单纯在技术传播层面上来讨论,伦敦骚乱与先前埃及的所谓群众造反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新时代的网络传播既能赐予民众虚拟的政治集群意识,同样也能煽动起虚拟的暴力宣泄冲动。欧洲国家在嘲笑穆巴拉克政权拙于应对之时,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社会管制疏导体系也同样是笨重而落伍的。当然,中国的情形也概莫能外,广州事件的扩散恶化机制同样类似。

在传统传播方式情况下,社会运动又或是暴动若想持续则势必需要人来扮演策划者、引领者又或是煽动者。当然事态最终的发展时常会超出他们最初的预期,甚至走向其反面。不过,这类角色本身就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信息传递近乎即时、交换成本无限降低的当代,一场连锁事件的爆发和扩散似乎已不需要固定的角色扮演者,人人不仅是参与者也皆可自称是策划者、煽动者,甚至扮演所谓“被效仿的母本”。此次伦敦骚乱据说是事起警察执法时射杀青年而起,然而促使事件恶化的主因恐怕则不在于此。目前,事态尚在进行中,背后诸如种族、移民、代际冲突等深层原因的探究自然重要,然而在今日这个传播手段本身决定传播内容的新时代里,整个事态爆发形式将不会是由点及面的形式,而将会是以条块的方式来显现。伦敦警方因此陷入被动,想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就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看见twitter上有人贴出“伦敦眼”被骚乱者焚烧的照片,但随即便有人来指称这是伪造之作。又在泰晤士报的网站上看到英国政府决定动用1.6万名警察投入镇暴行动。两者对照便可窥的事件参与者和管制当局各自诉诸的动员方式。前者与其说是动员还不如说是各个独立个体(Stand Alone)透过网络的资讯海洋来彼此煽动或激励,继而从虚无中创造出一个集体情感的聚合体(Complex),并以此作为行动的合法性来源。而此种情况的技术前提便是网络信息的交互与普及。在埃及如此,在伦敦同样如此。无论是穆巴拉克威权体制又或是现代民主政府的管制方式都已被抛在了后面。

Ghost in the Shell的剧集中曾直接引用美国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的论点: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最初信息传播者又或是中间人通过消失使其成为控制社会系统动态的媒介。网络传播时代的资讯散播又或是谣言散播同样遵循这个形式。

Ghost in the Shell:Stand Alone Complex的剧集最初播放于2002年。当时SNS类传播方式刚刚显露。不过,剧中的一句台词倒是点出了日后发展的趋势:其实引发这种现象(Stand Alone Complex)的装置最初就已经包含在这个社会系统里了

《施剑翘复仇案》:集体情感的塑造

1935年11月,施剑翘在天津佛堂刺杀孙传芳之事堪称民国奇案。事后,举国媒体皆 起而响应,不仅各类或真或假的新闻报道充斥版面,而且围绕此案件相继出现了许多杜撰小说、评书乃至戏剧。如作者所言:在一个大众媒体盛行的时代,她的复仇 得以从一开始就成为公众消费的对象

在当日的媒体笔下,施剑翘被塑造为“女中豪杰”、“复仇侠女”等威武不屈之形象。与之对照的孙传芳则是一位“声名狼藉”的下野军阀。随着案件 的审理以及媒体舆论的不断造势,社会民众对施剑翘刺杀行为渐生同情,亦对其为父报仇的动机给予理解。最终,此事以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而收场。

北伐之后,党国体制初始,南京政府试图建立一种适用于中国威权体制。但在另一方面,1930年代前后同样也是市民社会快速发展跃进的岁月,尤 以层出不穷的各类报刊媒体为代表。本书作者林郁沁便异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两点间的微妙联系,试图以施剑翘刺孙案前后发展为线索,进而考察公众情感与社会政治 事态间的互动关系。

实际上,关于此问题的探讨势必牵扯到长久以来中外学界对近代中国是否存在所谓“公共领域”问题的纷争。按照作者自己说法便是想跳过“近代中国 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又或“近代中国是否有所谓西方意义上公共领域”的问题,而是希望说明如下这点:近代中国历史上,集体情感的真实性往往能成为比哈贝马斯 所谓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理性沟通方式更为强大的规范力量,并驱动全社会层面上的集体政治参与。

总体而言,作者在此问题上的努力应算是成功的。至少为旁人提供了一个观察近代中国社会集体情感构建、传播及保存的全新角度。同时,她很巧妙地 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情”、“法”关系与1930年代前后种种社会事态相勾连,透过对舆论报道方式、辩护措辞等话语的文本分析来诠释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 民众情感的起承转合。作者专注于大众同情在此事件中所发挥批判作用,但她也指出当时新兴的大众舆论也有着极易受到操控的特征。不过,可惜的是未能在方面加 以展开,以至让人觉得作者忽略了其他层面尤其是当时各类政治势力的影响。

案发后,便有人揣测施剑翘背后恐有蒋、冯之流的奥援。孙传芳的密友,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部长的杨文凯便称:“之所以敢于从容杀人,料到事后必 被赦免其罪,不言而喻,她是有强有力的背景的。”实际上,施剑翘本人便与蓝衣社成员如张克瑶等有过接触,甚至加入过蓝衣社旗下的暗杀组织。另一方面,作者 认为南京政府之所以颁发特赦令乃是为了响应舆情并希望借此扩展政府对于市民社会的影响力。而作为革命政权,国民党政权对于暴力文化也常持默许甚至赞赏的态 度。但是,此类解读可能过于简单化,未能梳理事件与媒体背后的实际政治网络。另若究其本源,似乎还是未能摆脱党国史观的阴影,很大程度上仍是继承国民党对 北洋时代的解读。

此外,该著作中所描述的媒体生态与集体情感的塑造完全可与当下中国社会实态相对照。当时的南京政府绞尽脑汁地招架层出不穷的报刊媒体,正如今 日政府千方百计地应对网路新媒体的崛起。同样是都是一种威权体制与新崛起媒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在各类今日社会事件中,微博等网络媒体在社会集体情感的塑 造、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新兴报刊、电台等媒体在“施剑翘案”中所起的作用一样。然而,若我们在多年后重新审视今日的诸多网络事件时,除了关注文 化传播层面的话语分析以外,或许同样应该注意到这些事件背后的政治潜流。